【怎麼證明我沒做3】搶劫前科阻礙前途發展　大法官向他道歉：「國家對不起你」

發布時間：2024/6/14 08:58

負責這起憲法法庭判決的前大法官黃虹霞（圖），過去也曾替知名運動員古金水、被誤指為計程車之狼的羅讚榮平反。

圖文／鏡週刊

王瑞豐說，除了怕花大錢請律師，「也擔心打官司會把事情鬧大，工作會受影響，尤其結婚有小孩之後，更害怕。這件案子不是三言兩語解釋得完，我解釋了不下一百遍，好累。所以雖然很不甘心，一輩子的痛，但又怕影響到工作，很矛盾。」

廣告更多內容請繼續往下閱讀

他說，當年出獄後很擔心有前科會找不到工作，幸而入獄前工作的公司，主管後來創業，得知王瑞豐出獄，立刻請王瑞豐去上班。王瑞豐至今感激，一做20年。

撇開現實考量，即使王瑞豐有本錢繼續打官司，另一道更大關卡是「再審」的法律門檻，依王瑞豐的案情，幾乎不可能獲准。

廣告更多內容請繼續往下閱讀

鑑定精進　再審率仍偏低

太難了，要有明確可翻案的「新證據」或「新事實」。依司法院統計，2013至2022年這10年，全台地院加高院共新收一萬八千多件刑案的「聲請再審」，最後300件獲准，比例約1.6％。獲准再審並非平反，僅是獲得再一次審判的機會。

別國呢？我國法律制度類似德國、日本，冤獄平反協會執行長羅士翔表示，日本的難度亦高，近幾年獲准率約1.1％，德國似乎沒有公開數據，但2018年曾有學者搜集漢堡市的數據，漢堡市人口近200萬，過去12年聲請再審的案子僅47件，最後27件獲准，高達57％。

雖說比較的基準不同，難以斷定台灣的門檻是否過苛，但以近年較為人知的冤案為例，被控在KTV殺人、判死刑的鄭性澤，花了15年才平反；被控搶銀樓、殺人未遂的蘇炳坤，更花了31年；另有多件被認為極可能是冤獄的老案子，至今依然連再審的機會都沒有。

冤案平反的難題並非台灣獨有。冤獄平反協會理事、台大法律系教授謝煜偉說，隨著鑑定科技的發展，「早年以為很科學的東西，後來技術更精進後，會發現之前很多鑑定是錯的，例如DNA鑑定，因此，仰賴這些鑑定來定罪的案子，也就判錯了。」他說，包括美國在內，各國因此意識到冤錯案的問題。在台灣，最著名的案件是因早年DNA鑑定的精準度不足，而被誤判性侵的陳龍綺。

其實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再審條文，近年已二次修法放寬，但獲准率並未明顯增加。一般認為，癥結仍在法院文化。以2019年修法為例，從前，法院對聲請再審的案子鮮少開庭，但修法後，除非「顯無必要」，否則法官「應」開庭。刑事辯護律師協會理事長林俊宏說：「意思是，除非很明顯來亂鬧的極少數案子，否則原則上法官要開庭，讓當事人或律師有機會去說明。但是，以我自己這幾年經驗，有開庭、沒開庭大概一半一半，也就是法院把異常（不開庭）當成正常。至於調查證據，我自己經驗是不到2成，但調查證據並不是硬性規定，這勉強說得過去。」

前政務委員羅秉成在過去擔任律師期間，便投入冤案救援，他說，犯罪人口畢竟是極少數，被誤判者更是少數中的少數，因此冤案救援屬於小眾議題，「比較不被關注跟重視。」但他以明朝思想家呂坤的話形容冤獄平反的重要：「替人平冤白謗，是天下第一公理。」

羅秉成並提醒：「新的時代會有新的冤錯風險，例如司法案件大量化，案子一多，法官就沒辦法專注在每個案子上，輕罪化也是，比較輕的罪名容易認罪了事，第三是『鑑定』的錯誤風險，例如毒品鑑定，二級跟三級刑度差很多，大家越來越重視科學證據，所以法院很仰賴鑑定，這時要回頭去問，我們的鑑定品質有那麼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