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卿專欄／酷兒為誰而鳴

圖文／鏡週刊

1992年韓國延世大學教授馬光洙，因為所寫的小說《快樂莎拉》，被視為「淫穢作品」，在授課過程中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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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莎拉》描寫大學女生莎拉追求性快樂，並以此挑戰社會規範，宣示女性身體主權，與教授及多位情人發生各種性關係。因此也有人將此書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相提並論。

馬光洙當時遭到拘留並被判刑，後來獲得緩刑，但仍被延世大學解聘。直到1998年，馬光洙獲得韓國政府赦免並復職，但《快樂莎拉》至今仍是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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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這位研究韓國詩人尹東柱與象徵詩學的學者，在住所自殺身亡。

根據韓國東亞日報的報導，馬光洙生前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他只是因為想像了沒有發生的事件，就受到懲罰。」在去世前一年，他因為「文字恐懼症」而無法閱讀文章，最後只能依靠童話書。

在日前閉幕的首爾國際書展攤位中，聽到出版邱妙津《鱷魚手記》、《蒙馬特遺書》韓文版的動詞出版總編輯魯柔多（Yuda Roh）說起馬光洙事件，我突然感受到台灣作為這次首爾國際書展主題國，在性別政治上，有特別的意義。

陳思宏在書展期間說過好幾次：「韓國有奧斯卡獎，有諾貝爾文學獎，但是我們有同婚。」這看似玩笑，卻表達了台灣值得驕傲的價值。不僅是在創作上台灣有出色的酷兒書寫，同時也有生命的解封與自由，這或許可以給身處在對性別議題相對保守的韓國社會的讀者，帶來希望和支持。

這樣的價值，也是這次台灣主題國所想要強調的。

除了策劃台灣館的許多講座與活動外，在大會舞台最大的一場對談，是由動詞出版總編輯魯柔多主持，陳思宏與陳雪對談的「逃家到返家：臺灣的酷兒文學」。毫不意外，這場對談所有座位爆滿，場外還有許多人站著聽講。

或許可以說，這場座談出席的台灣作家有三位，除了陳思宏和陳雪，還有不在現場卻始終都在的邱妙津。這次臺灣文學館也帶來邱妙津的「生活週記」和「求職履歷表」等文物的數位輸出，與對談主題互為呼應。

邱妙津去世是1995年，幾個月後陳雪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書《惡女書》。因為邱妙津自殺的刺激，當時陳雪就公開出櫃了。她說，聽到她去世時，我有一個心願，希望透過我們的努力，讓台灣成為不會再有同志自殺的地方。

「這麼多年來，我開心的時候就會想到她。像是同婚通過的時候，或者是像今天這個場合，希望她可以活到現在。」

陳思宏說，《鬼地方》寫的是自己的家鄉永靖，他前陣子才得知，邱妙津也來自永靖。但在她的作品中看不到永靖，而是台北和巴黎，形同在文字中把家鄉給殺了。如果她可以活到現在，也許她現在也會在台上，和大家討論她的家鄉。

就在這個場合，陳思宏公開出櫃。他說，其實看他的小說，看他的穿著就可以知道他是同志，但他還是要在這裡說：「我是Gay。」

現場聽到這句話，有點意外，因為這似乎是不說自明的事。後來詢問陳思宏，他說，在書展大出櫃，雖然很多餘，誰不知道呢？但因為在首爾，很多性少數都很辛苦，我這個外國作家就來喊聲一下。

韓國類型小說作家，也是劉芷妤《女神自助餐》、楊双子《臺灣漫遊錄》譯者金依莎說，同志文學在幾年前就已經是韓國文學的主流之一，但出櫃的同志作家非常少，尤其在演講、媒體訪談等公開場合，主動揭露自己同志身份的作家幾乎沒有。這在保守的韓國社會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來自台灣的作家，尤其《鬼地方》在韓國大受歡迎，就產生了一種「緩衝效應」，讓他的聲音能更廣泛傳播開來。去年陳思宏到首爾舉辦記者會時，也正好由她擔任翻譯，後來她查閱相關報導，發現就連一些保守的媒體也如實刊登陳思宏表明自己是同志作家那段話。如果是韓國作家的話，恐怕早就引來恐同勢力的大量惡評，而感受到生存的威脅。

金依莎說，台灣公開出櫃的作家所發表的言論，對許多讀者，特別是同志讀者來說，是很大的支持力量。同志文學不一定只能由同志作家來書寫，但公開出櫃的同志作家所創作的同志文學，確實有獨特的影響力。

尤其，台灣雖然是外國，但從歷史層面看，台韓有許多相似之處，西方的故事讓人覺得遙遠，但台灣卻不一樣。台灣能夠實現同性婚姻合法，也讓人相信韓國有可能做到。

《惡女書》1995年出版，距離馬光洙1992年出版《快樂莎拉》只有三年時間。台灣當年出版《惡女書》時，也必須上膠膜，限制十八歲以下不能購買。現在韓國可以出版這本書，陳雪覺得挺意外的。

三十年前的台灣，這本書甚至成了某種通關密語。有些人在還沒有出櫃時，若遇到喜歡的同性，就送這本書，隱微表明自己是同志。

動詞在2019年出版邱妙津《鱷魚手記》時，正好是台灣同婚通過的時候，所以這本書在沒有怎麼宣傳的情況下，在韓國引起很多迴響，銷售了五千本，許多人開始以「鱷魚族」自稱。

動詞出版更像是以出版從事「運動」，推動同婚的合法化。在《做書的人》這本書中，魯柔多有一段話：「同婚合法牽涉到的不僅是婚禮，更是葬禮。彼此相愛的關係裡，能哀悼是非常重要的。對於這件事可能無法達成的恐懼，我們是用大量工作來克服的——持續出版好作品，持續活動。」

但是，酷兒書寫不僅對同志具有意義，作品中孤獨、邊緣、被歧視的處境，即使並非同志也有很多共鳴。在韓國社會中，年輕女性讀者更是同志作家的重要盟友。

2021年首爾大學白鍾倫（暫譯）與延世大學的任東賢（暫譯）在《女性文學研究》共同發表一篇文章〈誰是酷兒文學/ 批評的讀者？〉，對朴相映《大都市的愛情法》(台灣版書名為《在熙，燒酒，我，還有冰箱裡的藍莓與菸》)的12位讀者進行深度訪談。

有一位男同志說：「我以前從沒在韓國文學裡看過一個像我這樣愛得狼狽又小心的同性戀角色。那種一邊自嘲、一邊想要愛人但又怕被拒絕的情境，我讀的時候一直掉眼淚。」

不論在越南、韓國或台灣，都有讀者跟陳思宏說：「幸好讀了你的小說，我才沒有自殺。」這已經不僅是在小說中對他者的同理或身在其中的共鳴，而是真的在文學中獲得活下去的力量。這就像通過同婚的台灣對韓國讀者所表達的，誰也不能保證，通過同婚就意味傷痕會消失，但至少說明，幸福是有可能的，你並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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