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在兵凶戰危時2／上海女生10年前參與太陽花反服貿　嘆中國「不能拿彩虹旗上街」

 

圖文／鏡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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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ky高中開始接觸很多台灣的電影、音樂，喜歡蘇打綠。彼時是馬英九執政，上海與台北締結友好雙城關係，她回憶：「上海的報紙會寫『馬英九形容台北的顏色是橙色』，娛樂版會比較五月天和蘇打綠的歌詞；週末中午，電視會播《雙城記》，介紹台北和上海。」某天，Vicky看到報紙上寫著開放陸生的消息，她決定來台灣讀大學。

隔年，太陽花運動爆發，她不敢去立法院現場，「畢竟是陸生，主要怕被看到參加這個場合，作為大陸人，出現在那個現場很敏感、不太好。」但占領結束後的330反服貿大遊行，她去了。她忍不住笑出來：「當時跟喜歡的女生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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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形容中學時期活在單調壓抑的校園環境，網路世界與台灣的同志文化為她開啟了一扇窗口。「我常聽台灣的網路廣播節目〈拉子三缺一〉，是台灣的女同志社團。」她如數家珍地解釋如何翻牆收聽，「會有網友幫忙把新集數搬到牆內，放在土豆網，後來是透過共用gmail，公開帳號、密碼，每個人都可以登入，從附件下載最新一期節目。」

後來，她又到英國讀碩士，研究所畢業後，回到中國工作。習近平上台以來，陸續對BL、同性戀、性少數議題嚴加管控，微信公眾號被封、彩虹相關活動關停。2021年，Vicky經朋友介紹，認識了蔡佳樺。「那時候覺得她很勇敢、主動，她身上也有很多我喜歡的特點，她是北一女出身，念韓文系，我們都喜歡韓國女團Mamamoo，可以一直聊天。」

國籍太敏感　同婚戰友噤聲

交往前，她們曾深陷掙扎。蔡佳樺翻出手機對話紀錄，Vicky寫下：「這是一個比我們更大的問題，這不是一般的異地戀，不是因為沒有時間、沒有錢的問題，而是非常本質上個人無法解決的不能。」太文謅謅了，Vicky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國家控管你不能隨便去台灣，這是個人力量無法突破的東西。」愛情終究超越國界，「外界的東西無法改變，但維持關係是看二個人的意願。」

Vicky提到身為中國人的各種不能：申請簽證總是困難、不能拿彩虹旗上街、不能露出刺青、不能在微信公眾號寫敏感訊息…。或許是因為很少有機會表達，她努力思索適當詞彙，最後這樣下了結論：「對我來說，最強烈的經驗，是在國內不能說話、不能表達，很多東西都不能表達。」「我已經發展出一套我在中國的生存方式，我的方式是專心過自己的小生活，也不太關注社會事件或政治，不讓自己有太多情緒，否則會崩潰。」

蔡佳樺說自己以前對中國沒興趣，也缺乏了解。她成長於解嚴後的台灣，大學時代碰上太陽花，又一路爭取同性婚姻平權，正是所謂天然獨世代和堅定台派。直到「開放兩岸同婚有國安風險」的風向吹起，伴侶的中國籍身分像一根卡在喉嚨的刺，她不得不看清政治現實。「我原本以為跟一個中國人交往，和跟一個韓國人交往，沒什麼太大不同，這個人很值得在一起。但爭取婚姻的過程很受挫，遇到國安問題，論述要更細緻，有時候甚至不是對錯，而是取捨，怎麼說服對方這些人值得信任，就變得很辛苦。」

以前一起爭取同婚的親密戰友遇到中國因素，紛紛轉過身去。她只能在集會遊行時高舉標語：「他不是共匪，他只是我的伴侶，我不會賣台，我只想和他結婚」。

焦慮破表時，她走進心理諮商室。「心理師覺得我在生活中太少跟人分享我的困難，也講不出來，因為我覺得大家不會懂，我很難跟人說：『希望你們接受我跟伴侶的關係也很珍貴、也想要在這片土地上一起生活。』」

愛上中國人　我還算台派嗎

蔡佳樺對於同志身分坦然，但伴侶的國籍彷彿讓她進入另一個名為中國的深櫃。矛盾的關鍵在於：「首先對方要知道中國對台灣確實有威脅，但我們的關係對台灣沒有威脅。」「身邊友人分二種：一種是覺得中國人很討厭，跟中國人結婚就是有風險；一種覺得跟中國人結婚沒問題，還可以去中國看看，也有人覺得中國很好，只要不談政治。我就覺得…救命！」

「政治上我認同台派，身分上卻是一個跟中國人結婚的人。」這種矛盾的感覺反映在她每日的行動中，她一方面在網路上大戰仇視中國籍配偶的言論，一方面又像個糾察隊般，希望中國籍配偶當個符合台灣人期待的好公民。她舉例，前陣子中國籍配偶群組中有人討論年邁父母持探親簽證能否逾期居留？「有一個人用很自然的語氣說：『黑戶滿多的，不出去工作、看病也不用健保，不被抓到就沒事。』另一個人回：『我終於知道為什麼大陸人在台灣很討人厭』，他還回：『什麼意思？』我很不爽，他把犯罪講得很理所當然，認為外來者寄生台灣不會有問題。」她因此氣到跟對方大吵。她向我們轉述，說著說著，忍不住紅了眼眶，「身為中配伴侶，這樣做會影響到整體，我們已經被罵得這麼慘了，我很崩潰，我對外這麼努力在維護中配群體的聲譽，告訴大家我們值得在這裡建立家庭，但又有人做這種事情，就覺得…很爛。」

Vicky說以前念書時，兩岸沒有這麼尖銳敵對，10年來兩岸對對方的言論觀念愈來愈負面，身處夾縫中的人只能謹小慎微。她們未來預計買房子，養2隻貓、1隻狗，Vicky從事行銷行業，她坦言，上海的工作和生活壓力很大，「在中國生活，我會選擇非常保護自己的方式，不要太高薪水、太多的競爭壓力。」她不介意辭去上海的工作，樂觀地說：「台灣有最低薪資保障，隨便做什麼薪水都很高，一個月3、4萬元對我來說就已經很高了。」又說：「一個中國人在台灣必須背負原罪，就只能小心翼翼地生活，有很多的無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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