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人的人也是人2／爺爺叔公都遭中共鬥爭死不見屍　父母曾警告他別當藝術家

圖文／鏡週刊

巴丟草家族祖上不乏烈士與鮮血。他爺爺、叔公活躍於1930至1950年代影劇界，叔公被譽為「演劇皇帝」與「電影皇帝」，爺爺則為知名編劇。1957年反右運動中，大批知識分子遭打壓成「右派」「階級敵人」。導演艾曉明近年的紀錄片《夾邊溝祭事》就紀錄近3千名「右派」被下放甘肅勞改，多人餓死，甚至出現人吃人慘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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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丟草的爺爺亦無從倖免，被遠謫到大西北的寧夏勞改農場，臨了前連故鄉泥土都沒能沾上。但爺爺究竟是餓死、病死還是勞動過度？後代皆無可查證。「我爺爺只有一紙死亡通知書，沒有遺物、沒有遺骨。就連人存在過的證據，也都沒留下。」巴丟草又補充，「在那個年代，有死亡通知書，已經不錯了…」

巴丟草的叔公則死得更慘烈。公開史料記載，數場批鬥後，他縱身躍入黃浦江。我們找到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於1958年刊登的評論，稱巴丟草的叔公是電影界的極端右派分子，「影響著許多年輕的編導，往人家的作品裡灌注著他的毒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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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紀後，2007年，香港《開放雜誌》出現一篇替他叔公平反的文章，「1959年4月間，在一個春雨綿綿的黃昏，上海市南匯縣的灘道上，被潮水沖上一具腐爛不堪的屍體，面目已經完全不能辨認。」「經公安局驗屍，法醫確認為失蹤達17個月之久的極右分子。」

「我爺爺和他兄弟的作品當時被歸類為『毒草』，他們的作品對人民是不利的、有西方資產階級思想。」成年後的巴丟草找到那些被稱為「毒草」的老電影，「很荒誕的是，我爺爺和他兄弟都獲得了平反，然後，中共現在把他們的遺物、遺作放在電影博物館裡。」

作為「作品被放在電影博物館裡的大師」的後代，巴丟草的父母並不以此為榮。「我父母並不是以驕傲的態度，去告訴我家族的故事，他們更想藉此警告我：不要去做跟和爺爺一樣的選擇、不要成為藝術家，人生的一切，都不要扯上文化、藝術、政治與權力。」

下載盜版電影才知六四

父母的憂心像不祥預言，巴丟草如今成為全球聞名的藝術家，作品一次也沒在中國展出，倒頻繁被展覽在歐洲的博物館。反共並非初衷，先不論家族慘案，他政治啟蒙來得不算太早。

巴丟草出生於1986年的上海，與大部分城市裡的孩子並無二致，「你被關在一個無聲的班級，永遠沒有休息，未來都傾注於高考（大學聯考），唯有考入大學，你才可以打遊戲，可以不去聽課，可以交女朋友，可以放飛自我。」

2007年，放飛自我的華東政法大學學生巴丟草和同學在網路下載電影，他有點不好意思，「我們非法下載台灣言情片，那檔案太大，但我們沒多想。」「看到一半就感覺不太對了，忽然被剪接到一個大屠殺的影片，後來我們意識到，這是關於學生運動的紀錄片，再後來才知道，這是美國人拍的紀錄片《天安門》。」

近年他在全球布展、受訪，這段經歷往往被西方媒體提及，「我認識六四事件的過程，常被記者塑造成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特殊時刻，好像看了《天安門》，我就變成了另一個人。」但他強調，自我認同發展的實際歷程，遠比2007年那個充滿戲劇張力的下午來得無趣、緩慢。

「我大學畢業就離開中國。離開是很必要的。」2009年，上海男生巴丟草拿了學生簽證進入澳洲，他說當時也沒多喜歡澳洲，「我目標明確，就是不要留在中國。台灣？（中國籍）很難拿身分證。歐洲？（對中國移民政策）比較複雜。加拿大、澳洲和當時的美國，是比較好的選擇。」

「既然我已經來到新的國家，就不想把自己當作一個疏離的客人。」23歲的巴丟草剛到澳洲，期許自己：「我不要有那種『寄人籬下』『別人要來幫助我』的狀態。我要在這個社會重新發現我自己，去成為這社會的中堅力量。」落實在生活中，不外乎學好英文、打工、找工作；生活穩定之後，才有餘裕關心中國。他花6年拿到澳洲公民身分，2011年起，巴丟草諷刺漫畫創作始於網路，為了在中國的家人，他一直匿名，這種打游擊般的匿名藝術行動與辛辣幽默的視覺衝擊力，逐漸引發全球媒體與讀者關注，有人稱他為「中國的Banksy（班克西）」。

2018年，他以《香港自由新聞》（HKFP）撰稿人身分，在香港舉辦大型國際畫展，公開宣傳後，傘運領袖黃之鋒、俄羅斯女子龐克團體「暴動小貓」（Pussy Riot）都說要來助陣，展前中共卻查出他的身分，施壓他的家人要求取消畫展，港方協辦人也遭威脅，稱若堅持開幕，上海國安將現身會場。當時尚未有反送中運動與《國安法》，中國警方公然干預港人畫展，引發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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