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祖平事件的省思！正義的代價   性侵案被害人所面臨的恐懼與挑戰

文／李尚宇（巨展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前台北地檢署檢察官）

性侵害案件幾乎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在新聞標題上。不管被害人是男性或是女性，有些人的反應會尋求報警與協助，但也有許多人因不同的因素，而選擇沉默，但這個沉默往往會對未來生活產生一定的心理層面影響，甚至將來想要在法律上主張權利時，卻陷於證據不足的狀況。

筆者就曾經見過被害人受到侵害後，宥於心理與家庭壓力、甚至招來親人的不信任，因而長久忍受遭到侵犯之苦，且每每想跨出去主張自己的權利時，又因為處於弱勢、及心理因素，又再度退卻。
 
也有被害人第一時間馬上透過友人詢問筆者，筆者建議應該馬上進行蒐證與證據保全後，筆者還特別提醒，這些事情如果現在不做、將來一定會後悔，但被害人可能有其他因素考量，而白白喪失寶貴的蒐證機會，最終的法律結果，自然是不盡人意！
 
時效絕對是性侵害案件的關鍵
 
強制性交、強制猥褻，以違反被害人的意願為前提。但意願這件事情，是存在每個人的心中，案發當時被害人的心理狀態到底為何？法官、檢察官不僅很難事後判斷，依法也不能單憑被害人的單一說法，就認定被告成立犯罪，必須參考其他的證據。
 
由於性侵害案件大多數都是在密室或者是別人難以發現的地方進行，不像有些案件可以透過監視器直接拍到或證人直接目擊，來還原案發的經過。因此，被害人身上有無傷勢、下體的狀況、有無DNA的鑑定資料，甚至是創傷壓力症候群的鑑定報告、精神科醫師診斷證明等等，都會是重要的證據。
 
然而，上面的證據類型，有許多都是只要經過一定的時間，就有可能消失的證據，例如傷勢會隨著時間而癒合，加害人遺留的生物跡證也會消失，如果是被下藥或者是灌醉的狀態，藥物跟酒精也會隨著人體代謝而無法再被還原，
 
情況證據是性侵害案件常見用來判斷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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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所述的證據外，性侵害案件中，加害人與被害人在事發前、事發後的種種狀態也會是參考因素之一，這種可以用來證明雙方事前、事後狀態的證據，就是所謂的情況證據。也就是雙方當事人行為的合理性，會是檢察官、法官判斷的重點！
 
例如，被害人受侵害後，正常來講應該對加害人避之唯恐不及，不太可能繼續跟加害者聯繫，如果被害人在案發之後，仍然主動、持續與加害人聯繫，就會讓法官、檢察官懷疑被害人主張的合理性，進而影響被害人說詞的可信度，這就是一種常見的情況證據。
 
又例如一般人應該不會對自己沒做過的事情道歉，如果加害人事後對被害人表示歉意、甚至表明犯了不該犯的錯誤，這也可能讓法官、檢察官，相信加害人確實對被害人做出不當的行為，這也是情況證據之一。
 
另外，像是被害人案發之後到報案的期間，或者驗傷時間距離案發時間相隔太久，這也是在訴訟上經常會被挑剔的狀況。因此，除非被害人具有證據可以合理解釋，不然時間拖得越久，對被害人越是不利。
 
而雙方過去有什麼樣的恩怨，這也會是情況證據的操作方式。例如雙方過去曾經是男女朋友，因為爭執而分手；又或者有什麼生意上、工作上的糾紛等等，這樣的情況證據是對哪一方有利，就看當事人的策略為何？及如何運用了！
 
在性侵害案件的世界裡，被害人考慮的問題更加複雜
 
縱使在一般案件，被害人是否要利用法律程序主張權利，往往也會有諸多考慮，例如是否要花費許多的金錢、時間？勝算的機率有多高？是否可以持續跟對方溝通等等。但在性侵害案件裡，除了以上會是被害人考量的之外，是否會因此曝光？有沒有來自家人或者其他的壓力？周邊人士的觀感？會不會回想案情而有二度傷害？因此，被害人沒有馬上報案的原因，往往有來自其他面向的考慮。
 
只是，報案時間越早越好這件事情，在性侵害案件依然是成立的
 
或許檢察官、法官都能理解被害人的諸多考量，但畢竟證據才是法庭上的重點，時間拖得大久，最直接影響的，就是證據蒐集的完整性，以及證據是否足以支持被害人的說法。尤其，檢察官、法官具有客觀中立的義務，也必須聽取加害人那一方的說法、檢視加害人那一方的證據。
 
越早提出不僅能夠讓檢警第一時間蒐集證據、避免證據滅失，更可以減少辦案人員對於被害人為什麼沒有趕快報案的疑問，因此在案發之後，立刻報案或越早提出告訴，是相對較佳的選擇。但如果被害人有諸多考量不想馬上報案的話，也不妨想辦法先保留或蒐集證據，現在手機、錄音設備都隨手可得，做好蒐證才能真正保障自己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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