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相人間／幫國家養孩子

發布時間：2026/5/29 08:14

安置機構的工作者以專業幫國家照顧孩子，但人力、工時與金錢，卻讓他們很難專心照顧好孩子。（陳綢兒少家園提供）

（圖文／鏡週刊）

以育幼院為背景的電影《失樂園》裡，官員質疑育幼院主任：「我真的不懂耶，你們不就是晚上陪孩子睡覺，這樣會很累嗎？」

一般家長一打二已經筋疲力盡，育幼院的工作者就等同孩子的家長，他們要一打四、一打六，且孩子皆來自社福或司法體系轉介，每一個都背負著身心的障礙或創傷。本篇訪問了南投縣陳綢兒少家園執行長徐瑜、甫退休的前大同育幼院督導詹淑芳，以及曾在加拿大擔任生活照顧員、現為聖道兒童之家督導的李宜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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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幼院裡的孩子從不懷疑照顧他們的大人累不累，反而以台語問徐瑜：「欸，我很好奇耶，我看你們人很好，幹嘛要來這裡讓我們糟蹋？」

「我第一天來上班，外面的椅子上坐著一個不想上課的少年，我跟他說：『早安！』他冷冷地看著我回：『X你娘！』」南投縣的陳綢兒少家園執行長徐瑜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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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綢兒少家園執行長徐瑜期待服務的孩子能過得好、長得好，活出自己的樣子，而不是命運，或社會要求的形象。

我跟他道早安，他近一個月都回：X你娘

當下徐瑜愣了幾秒，想著若罵回去，第一天就毀了；但要假裝沒這回事嗎？少年會不會覺得新來的大人很孬？「好，我就當作他不知道怎麼問候，我再對他說了一次早安，然後用逃的，真的是逃進辦公室。」

這樣的對話持續上演近一個月，徐瑜決定多說幾句，「我每天對你笑得像花一樣，你天天罵我，卻又固定坐在這裡不走，那我就當作你是在等我，這三個字就是你的『早安』喔…」接著，徐瑜對少年說：「X你娘！」

徐瑜當下很害怕會被揮拳，但少年看了她一會兒，冒出一句「神經病」，「哇，他終於有新台詞了。」

陳綢兒少家園是一個暫時替代家庭照顧6歲至18歲兒童與少年的安置機構，也就是俗稱的「育幼院」。孩子大多數是由縣政府社會局委託，少部分由司法體系轉介而來。這位早安少年，就是一位長期遭到家長虐待的個案。

只是在當時不合理的社福政策下，少年被迫在國中畢業前離開陳綢兒少家園。他在一堂藝術課裡，製作了一件T恤，模仿潮牌「極度乾燥」字樣，印了「極度難過」。離院前一天，少年穿著這件衣服在社工與生活輔導員面前走來走去，最後問了一句：「如果我再做一點壞事，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離開？」

徐瑜心疼地說：「孩子真的覺得，他是做錯事才來的。」少年被送回當初虐待他、並沒有變得更好的家庭，結果衍生出複雜的悲劇。

幫派闖入要人，我們肉身擋了二十幾分鐘

會來到陳綢兒少家園的孩子，每個都有著身心的障礙或創傷，所以社工與生活輔導員（生輔員）要面對的養育難題，常常超過他們專業能負荷的範圍。

曾有位心智障礙的少年因在外界的挫敗感太重，用頭去撞櫃子的玻璃。當時只有徐瑜和一位150公分高的女社工留守辦公室，兩人緊急拉開失控的少年，死命地將他壓到地上，少年卻不斷用頭狠撞地板，「我們又要保護他的頭，又怕被他咬…」又有一次，幫派組織開了4台車闖進來要人，但小鎮的派出所人力不夠，竟要他們先頂著，「我們就肉身在這裡hold了20幾分鐘，之後警察才荷槍實彈抵達。」

電影《失樂園》向陳綢兒少借用場地，有一天拍攝一場孩子在高樓崩潰吶喊的戲，「那天我們的工作人員在辦公室牆邊蹲了一排，每個都看到哭，我問：『哭什麼？』工作人員告訴我，這是他們唯一一次『不用擔心孩子真的會跳下來』，可以只是蹲在這裡看就好。我覺得，大家在哭的是那些無助時刻的自己。」

其實比徐瑜更早進入（另一所）安置機構的是她當時的男友、現在的先生。「因為人力不足，他常常要去幫生輔員代班，那時他一個人要顧18個孩子，有時帶孩子看醫生，要把很多孩子塞進車裡一起載出門…我對他的工作非常不理解，也非常憤怒，因為他要負擔很多情緒和議題，下班了仍然像在上班。」所以男友求婚時，徐瑜唯一條件就是他必須離職，沒想到男友為愛妥協後，換她踏進來，「有時會覺得，為什麼我們的工作沒辦法支持一個人在他熱愛的崗位上。」

想逃卻沒逃，只為孩子回來時有認識的人

安置機構這個崗位，政府訂出的人力比是1比6，每六位孩子配置一名工作人員，由國家負擔人事費。但工作人員不可能24小時、一整年不休息，所以機構得再募款補足2至3倍的人力輪班。有一位社工受訪時就無奈表達，「安置機構的存在，其實是在幫這個國家養孩子；但國家好像覺得，我們是慈善機構，它『補助』我一部分人事費，其他就自己想辦法。」

在兒少家園工作十餘年的徐瑜，會帶著家園的孩子報名路跑，因為那是家園孩子少數有機會能上台領獎的時刻，也可以讓他們在學校與家園兩點一線的生活之間有些變化。有一次她帶著當時七歲的兒子一起參加，聽到一位家園的哥哥問兒子：「我們小家還有空位，你要不要來住？」兒子問為什麼？哥哥說：「你來這裡住的話，看到你媽媽的時間比較多喔。」

好奇徐瑜為什麼能在這高強度的工作上做這麼久？徐瑜說，其實她常常都想放棄，「我比逃跑的孩子更想逃跑。」但前兩天她才跟一位同期的夥伴聊起，「我們的信念都是，如果孩子回來，這裡要有一個他認識的人，這樣的『家』才有歸屬的意義。」

低薪高風險，就算休假日也還是提心吊膽

2013年，詹淑芳接任大同育幼院安置服務督導之前，已在家扶基金會當了23年社工，但那天從育幼院下班後，她還是騎著摩托車一路哭回家，「育幼院的照顧團隊是很需要支持的，因為照顧的孩子有被家暴的、自閉症的、情緒障礙或智能障礙的…，所以他們看到我像是看到浮木一樣，我必須接住他們，可是我壓力好大。」

前大同育幼院督導詹淑芳帶過許多優秀的社工與用心的生輔員，最後都因政府不重視兒少安置系統而感到無力，決定離職。

詹淑芳為我們說明，育幼院的照顧團隊主要是生輔員和社工，「生輔員是照顧孩子的日常、教他們生活，細瑣到孩子如果想長高進籃球隊，生輔員還會陪他就醫、吃中藥…；社工則是面對原生家庭、學校、社會局這些對外的部分，還要辦講座、營隊、連結資源。」

但不論哪一種，都是低薪、高風險，與疲憊。有一位台大畢業、具有十幾年資歷的社工，加入育幼院之後，薪資仍只有3萬多元，還有一位研究所畢業、擁有諮商師證照的生輔員，曾願意承擔風險，帶少女跟著教會去沒水沒電的國度服務14天，但她也在數年後離職。她告訴詹淑芳，政府不重視安置團隊的付出，這個體制讓人好無力。

在育幼院服務過數百位小孩的詹淑芳說：「以前來育幼院的大部分是經濟弱勢或失依的孩子，現在幾乎都是『難置兒』（轉換多次安置地點的兒少）。生輔員與社工沒人能倖免於被孩子飆駡和欺騙，甚至肢體攻擊，一個小家只要有一個這樣的孩子，我們就疲於奔命。」

曾經有身心障礙的孩子喜歡玩火，半夜會去廚房開瓦斯，點燃衛生紙往樓下扔（現已禁用明火），也有智能障礙的孩子，拿雨傘當降落傘從樓上往下跳，立刻送急診。詹淑芳坦言，「我就算休假也是提心吊膽。」每天晚上都需仰賴安眠藥，才能勉強入睡4個多小時。

「所以你問我人力比，不管是1比4或1比6，我覺得都不合理，合理的是同一個時段在照顧的現場，最好有兩個人。政府願不願意讓我們有這樣的比例？」

有些兒童與少年沒有親人，滿18歲後，家園會再多支持1年，協助他們適應外縣市的學校或進入社會。（陳綢兒少家園提供）

大同育幼院有2千3百坪，以現有人力，即使裝了上百支監視器，還是無法知道在哪個角落可能發生著霸凌、自殘，更何況還有院外和學校這些他們看不到的地方。3年前，詹淑芳被壓垮了。那年，正處於性好奇階段的少年，發生了需要通報主管機關的事件；追問到最後，不論是否屬實或互相陷害，含學校與院外，總共通報了十幾起。

詹淑芳說，他們都知道孩子很渴求愛，「有的還會寫告白信給自己、假裝被愛。」但發生通報事件，對這些照顧的大人來說還是非常自責，團體諮商時所有工作人員都痛哭。

偏偏那年又遇到3年一次的評鑑。她嘆氣說：「我真心希望政府可以像導演、演員一樣來機構蹲點，隨時看我們做什麼，專家學者也都來跟我們住一下。不然紙本評鑑實在勞民傷財，只要指標一更動，我們過往整理的資料全部要重來，還不能用電子檔呈現，真的是要命。」評鑑完第一天，詹淑芳立刻提辭呈。

後來詹淑芳轉調澎湖的單位，大同育幼院還利用機構交流的機會，師生一致決定飛到澎湖邀請她回家。「有個大女生在育幼院從來不抱我，在澎湖時一見面就衝過來抱著我說：『督導我好想妳』。」

但身心俱疲的詹淑芳返回台北一年後，還是堅持提早退休，「我們大概3個月前會告訴孩子，讓他們開始有心理準備；因為那是關係的斷裂，容易勾起被拋棄的創傷。」詹淑芳離開前，每一個孩子都來對她說話，「叫我吃飽飽、睡飽飽、不要太累，『要像一個人喔』。」

一再強調愛，易陷入更多地自我剝削泥淖

在聖道兒童之家擔任社工督導的李宜勳，曾在加拿大擔任生輔員的工作，「其實我們的職稱就是caregiver，兒童跟少年的照顧工作者，不會說是輔導。」李宜勳認為，有「輔導」2字，教育訓練就會著重在怎麼樣改變孩子的行為、給他一些目標，「可是對於在安置機構的孩子來說，好好地生活就已經很不容易。」

聖道兒童之家督導李宜勳曾在公部門會議中被期待「多收2個人、照顧從80分做到60分就好」，他嘆：「我們是在談一個『人』，不是數學問題。」

李宜勳近期陪社工看過3遍電影《失樂園》，「第一次的想法很單純，這電影裡發生這麼多事，『大人』在哪裡？可是那反映了我們的工作現場：我們就是沒有這麼多大人。」也許有些育幼院會開始裝監視器，「可是那取代不了人在旁邊的效果跟品質。」

第二次看時，對孩子在高樓喊著要回家，感受更深了。「很多孩子不知道他為什麼在這裡，也許他知道，但他不懂；就是不管大人怎麼跟他解釋，他無法理解。」所以孩子最想選的就是回到原生家庭，「即使那個原生家庭裡爸媽不在，或是品質多麼不理想，他們還是會有這樣的渴望。因為最深處，他們都會面對一個問題—是不是我不夠好，才會造成這樣的事情？如果不是，為什麼我會被這樣子對待？」

李宜勳解釋，這些困惑會讓孩子進入低自尊，或是表現得更強勢，「因為他傷得太重，或者說他太混淆的時候，他就只能保護自己。」這也讓育幼院裡的照顧工作常常需要「反直覺」，做跟別人不一樣的事，「大部分的人會一直想要安慰他、說服他，孩子都知道，但他心裡就是過不去。當下比較好的陪伴，其實是一起去沉浸在這個沉默，『他的處境是講不出話來的』。」

這也是李宜勳認為育幼院工作者非常不容易之處，「我們必須把情緒跟生活切開，就像演員下戲一樣，要有一些時間消耗。可是這些事情又是每天都在發生，是專業裡比較不被注意的面向。」

他最不喜歡聽到的就是育幼院工作者很有「愛」。他直言：「社工與生輔員不是領錢來愛孩子，是領錢來照顧孩子的，每一個人的愛不一樣，如果我沒有辦法測量，它就不應該是專業裡最核心的部分。」

李宜勳不否認有些人真的是因為「愛」而來照顧孩子，「但如果遇到一個你不愛，或不再愛的孩子該怎麼辦？我們還是要能給予專業和有品質的照顧。」「而且在台灣，如果強調『愛』，很容易讓大家覺得，你可以再更多地自我剝削；如果你不配合，就是不夠愛。」

不合理期待，讓專心照顧好孩子變得困難

李宜勳告訴我們，台灣的工時規劃，是圍繞著「孩子在不在」。但孩子不在的時候，仍然有很多事必須做，會議、教育訓練、寫報告、參加學校活動、打掃（當孩子還無法自行打掃時）…。而民眾的捐款也常常指定給孩子，「可以理解捐款人是關心這些錢有沒有讓孩子受惠，例如為孩子買衣服，但誰帶孩子去買衣服？誰要做帳證明錢用在孩子身上？」

李宜勳坦言，聖道兒童之家這兩年來離開了8位老師（社工、生輔員），「我敢說，這也是其他安置機構的常態。」造成高流動率的原因很多，人力不足是其一，「當學生與（生輔）老師發生衝突，如果有餘裕讓老師放幾天假，再回來和孩子修復關係，人就可能留得下來；但現實是沒有更多人力。」

甚至連孩子在縣市政府社會局的「主責社工」，流動率都非常高，導致對兒少權益的判斷錯誤，或可能限制孩子的發展。「孩子是政府委託來的，很多決定要通過他們的同意。例如今天天氣好，照顧者想帶孩子去附近的海邊，我們要先徵得主責社工的同意，他如果怕出錯，就會讓孩子的生活非常無聊。」李宜勳說。

組織文化能否形成信任和支持的氛圍，更是李宜勳主觀感受上的高流動率關鍵，畢竟大家常常要共同面對政府（不合理）的期待，以及專家學者的挑剔。李宜勳苦笑，如果他一開始是在台灣做第一線，他應該也離開了，「台灣的環境與結構，會讓『專心去照顧好孩子』這件事變得非常困難。」

回過頭來，影響的還是孩子，「一般的孩子，有多少機率會在2年內面臨8個親近的人離開，甚至一輩子再也見不到面？」

採訪結束之後，我心裡冒出疑問：他們接住孩子，但誰來接住他們？

★ 《鏡週刊》關心您：若自身或旁人遭受身體虐待、精神虐待、性侵害、性騷擾，請立刻撥打110報案，再尋求113專線，求助專業社工人員。

★食藥署提醒您，安眠藥為醫師處方用藥，民眾若有睡眠障礙，應找睡眠或精神專科醫師診治，積極找出病因，並依照醫師指示正確服用藥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