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相國際／地底四百公尺的民主契約

圖文／鏡週刊

「核能，能不能？」台灣要如何回應這個問題？連政府都反反覆覆，可能將舉行第4場全民公投—核能議題到底難在哪？是技術不成熟，還是受政黨操作？抑或其實與整體社會制度都有關係？看似「核廢有解」的芬蘭，究竟是怎麼做的？真的有解的話，為何還有人反核？去年秋天，一群台灣青年與家長飛了8千多公里來到芬蘭，走進世界上第一座建成、且已完成試運轉的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安克羅（Onka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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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是1年前站上核三重啟公投電視說明會的反方代表。這是一趟反核者走進「核廢解方」現場的旅程：他們去看的不是答案，而是「做到」背後的代價、條件與時間，以及那些常被人們省略的部分。

我們乘坐的巴士行駛在芬蘭西岸的林間小路上，一路是高聳的樹林，偶爾閃過溪流與小橋，還有隱約從樹叢中探出頭的小鹿。我貼著車窗往外看，內心的翻騰與眼前的幽靜，形成強烈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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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反核的人　親臨核廢場找答案

前往芬蘭的一個多月前，我才站上核三重啟公投電視意見說明會，以反方代表的身分，談核能、談能源、談核安。說明會上談得最多、也最令人頭痛的，就是核廢料處置—那是一個不管你支不支持核電，都不能假裝它不存在的問題。台灣現有的核廢料，此刻正「暫時堆置」在蘭嶼和各核電廠的儲存場裡，至今不知該何去何從。放眼國際，全球的核電廠也積累了數十年的低、中、高階核廢料，卻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真正有能力進行最終處置—除了邁出第一步的芬蘭。

巴士的目的地叫安克羅（Onkalo），在芬蘭語中的意思是「地洞」，其位於芬蘭西部的奧爾基洛托（Olkiluoto），是人類史上第一座真正即將啟用的高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芬蘭人打算把最危險的核廢料，封進地底400多公尺深的花崗岩裡，讓它在那裡靜靜躺上十萬年。

十萬年。比人類有文字的歷史，還要長上20倍。

這趟「北歐參訪：新世代啟動民主的下一步」參訪行動，由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發起，成員是一群台灣的青年與家長。帶我們飛了8,000多公里抵達這裡的人，是促進會祕書長郭駿武，教育社會學者出身的他，在教育現場待了幾十年。他說，他習慣把眼前的事，放回制度與社會的框架裡看。

同行的高喬，18歲，在共學團打過一場「台灣能不能用核能」的辯論。在這趟旅程中，她用最直率卻犀利的視角，提出許多疑問和見解。

而我反覆想著的卻是：我為了什麼而來？一個在公投說明會上反對核三重啟的人，去參觀核廢料處置場，會不會被說「你看，連反核的人都覺得核廢料可以處理了，台灣當然也能蓋」？但事實正好相反，正因為核廢料處置是最難解、也最常被輕描淡寫帶過的一環，我才更需要親眼去看。

巴士停了下來，映入眼簾的是一幢宛如飯店的建築物。「我們到了？」我困惑，一個將封存影響長達萬年的危險廢棄物的場所，長得像這樣，究竟是因為它不如我們想像中可怕，還是刻意要讓人安心？

這裡，就是Onkalo 的訪客中心。

一進大門，導覽員引導我們核對身分、說明規範。程序不長，卻意外嚴謹，與門外建築給人的親近感形成對比。核對完，他帶我們走向餐廳，先坐下來喝咖啡、吃點心。這是芬蘭很重要的文化：Coffee time，芬蘭人隨時隨地都要來一杯咖啡，咖啡也是人與人互動不可或缺的媒介之一。

以信任為基石　開放居民參觀溝通

我還沒來得及喝，注意力全在這個人身上。他熱情、開放、健談，散發著一種不同於我對「北歐人」既定印象的親切。但我一邊點頭一邊想：他畢竟是Onkalo營運商Posiva公司的人，是這座島上負責對外溝通、讓外界對核廢處置感到安心的人。親切感很真實，但親切的背後，是否有其他目的？

帶著這個疑問，我問導覽員：「你們如何向大眾說明核能和核廢處置的風險與技術進展？」

在台灣，電力由國營的台電負責，核廢、核電相關的公眾溝通，通常在政策推進到一定程度後，才依規定辦理地方說明會。我原本預期，Posiva大概也是類似做法，只是資源更多、規模更大。

導覽員想都沒想就說：「信任。這是最重要的事。」

他講這句話時，自然得像在說人需要空氣才能活著。不只這位導覽員，這一個月內，我們在北歐遇到的許多人都說過同樣的話：「信任，就是一切的基礎。」

可是，這些人口中的「信任」到底是什麼？又是怎麼建立的？

導覽員說，最重要的一環，是這座訪客中心本身。每天早上10點到晚上8點，任何人都可以走進來，無論是在地居民、學校的學生團，或者像我們這樣，任何一個好奇的人。除非要導覽或聽簡報，否則不需要預約，隨時可以進來。裡面有展覽、有導覽人員，當然，也有咖啡。他說：「你隨時可以進來找我們聊天，我們都在。」

反觀台灣，雖設有台電北部展示館及南部展示館，卻沒有把展示館當成「與鄰居的日常關係」來經營，它們是給遊客的教育景點，不是當地居民的客廳。台電二館的存在恰好證明，空間有了，但空間存在，與建立信任之間的機制（例如誰來策展、誰有發言權、爭議如何被承接）及關係卻未必發生。

更讓我意外的是，許多在地居民本身就在Posiva或TVO（奧爾基洛托的核電廠營運公司）工作，有問題、有疑慮的民眾隨時都有認識的人可以詢問，不是問政府，不是問公司的公關部門，而是問那個住在隔壁、每天去核電廠上班的鄰居。

我開始明白，他們建立信任的方式，遠比我想像的更複雜、也更難複製。它是主動的，也是被動的；是直接的，也是間接的—是公司辦的說明會，是全年開放的訪客中心，是監管機構公開的安全報告，也是每一個下班後在超市被鄰居攔住問問題的員工。這張信任的大網，透過各種方式緊密交織，幾十年下來，才變得如此堅固、難以輕易動搖。

只是，當時的我還不知道，這張網還有另外一面，直到回台翻閱資料後才展現出來。

利益結構糾葛　地方議會同意建置

芬蘭的狀況，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如此美好。這是我後來才補齊的視角。

1980年代中期，芬蘭政府尋找核廢場址，用的是由上而下、幾乎沒有公眾參與的方式，研究者將這樣的模式稱為「決定—宣布—防禦」（Decide–Announce–Defend）。政府和業者先關起門決定，再對外宣布，最後動用各種手段防禦反彈。1986年，TVO宣布要調查某個市鎮，正好發生車諾比核災事故，地方強烈抵制，計畫因此喊卡。

碰了壁，他們才換一條路。1994年，芬蘭修訂《核能法》禁止核廢料進出口，等於用法律把所有人逼上同一條船；答案，只能在自己國內找。

同一時期，負責選址的公司策略轉向，成為改變的關鍵，將選址標準從「地質最優」，轉為「取得地方議會的同意」。而「同意」又是怎麼來的？1999年5月，埃烏拉約基（Eurajoki）市議會通過「Vuojoki協議」，內容是市府將一座莊園出租給Posiva，Posiva則出資為小鎮興建新的老人照護中心。隔年，這個過去曾決議「原則上不接受」核廢料進入境內的市鎮，地方議會以20票對7票，對最終處置場說了「好」；2001年，國會再以159票對3票批准。

郭駿武認為：「在芬蘭的制度裡，地方政府在選址程序中握有具法律效力的否決權（Veto Right），這是台灣最該學的程序設計。但同樣真實的是，埃烏拉約基那個『好』，不是被溝通『感化』出來的頓悟，而是一份談判談出來、寫著具體利益的契約。任何把這段歷史講成『反對的人多聽幾場說明會，就會想通』的版本，都是神話。」

還有一個我在現場來不及看見的背景。埃烏拉約基全鎮約9,000人，距離核廢場址約15公里；美聯社今年4月的報導，只用一句話描述這個小鎮：「許多人就在核電廠或核廢設施裡工作。」至於奧爾基洛托，設有OL1到OL3三部核電機組、用過燃料的中期貯存設施，再加上Onkalo，共構成一整座能源工業園區，島上幾無一般常住居民。換句話說，我看到的那張「信任的大網」，那些下班後在超市被鄰居攔住問問題的員工，換個角度看，就是生計、稅收與核工業深度纏繞的「利益共同體」。日本人為這種結構取過一個冷峻的名字：「核能村」（原子力村）。信任與利益，在那座半島上，是同一張網的正反兩面。

奇蹟也有陰影　反對意見難以舒展

芬蘭學界對這個「核廢奇蹟」的批評其實不少。長期研究芬蘭核廢治理的學者群（Kojo、Litmanen、Lehtonen 等人）指出，公民參與長期低落，被評為徒具形式，且環評聽證僅具諮詢性質、參與者寥寥，議題框架早已鎖死在「深地質處置」這個唯一選項上；即使在埃烏拉約基當地，民意也長期兩極，2012年調查結果約四成二支持、三成六反對；而那個從未被動用的否決權，反過來讓在地反對運動失去了著力點。2023年出版的《放射性廢棄物治理的未來》，把分析芬蘭的一節，直接命名為「核廢決策中薄弱的社會納入」；學者們提醒，芬蘭社會對國家與專家近乎信仰的信任，和「工程師國度」的自我敘事，讓核廢議題被徹底去政治化—批判的聲音不是被壓制，而是很難長出來。

那麼，這段被拆穿的故事，還剩下什麼值得台灣學習？

郭駿武認為，剩下的，恰恰是最硬的那一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奧斯壯（Elinor Ostrom）研究「共有資源」的治理，歸納出最核心的設計原則：真正受影響的人，必須能參與制定約束自己的規則—能否決，是「同意」得以成立的前提。這一點，芬蘭確實做到了，也最值得學習。

但還要看第二層：否決權寫在法律裡是一回事，行使否決的真實成本是另一回事；對一個生計與稅收緊密深繫於核工業的小鎮而言，說「不」的代價從來不對等—制度上的對等，不會自動等於實質上的對等。德國哲學與社會學家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筆下，沒有人被權力或金錢扭曲的「理想言說情境」，在埃烏拉約基從來不曾純粹存在，金錢與依賴，始終都在房間裡。芬蘭真正了不起的，是持續敞開溝通的管道、幾十年不關門，讓不同意的人，始終有一個把話說出來的地方。

回看台灣，我們討論核廢選址，常常被簡化成二個問題：技術上能不能放？以及放在哪裡？但在此之前，更根本的前提是政府和當地人之間有沒有信任？有沒有讓「不同意」被制度性聽見的程序？這無法單靠一份環評報告、一場公聽會就達成，而是需要幾十年、無數次不預設答案的雙向對話，一點一點地積累。

而台灣到現在，連「決定—宣布—防禦」的階段，都還沒真正走出去。

最新核安標準　嚴謹維運代價高昂

結束Coffee time後，導覽員帶我們走進視聽室、進行正式簡報，在談及核廢料以前，先從同在奧爾基洛托的核電廠，以及人們最關心的核安問題說起。

導覽員說：「核能最大的安全問題，是輻射。而要控制輻射，最重要的二件事，是停機與冷卻。」奧爾基洛托核電廠的緊急停機系統，可以在4秒內停下反應爐。但停機後，反應爐中的燃料棒仍會持續產生熱能，這使冷卻系統幾乎和停機一樣關鍵。

奧爾基洛托最新機組OL3的冷卻系統，遵循歐洲核安標準裡的「N＋2原則」設計而成。它由四個完全獨立的迴路組成，不僅物理上隔開、分別設置在四棟獨立的安全廠房裡，且每個迴路都具備單獨、完整的安全功能，以防止同一個事故同時摧毀多組系統。除此之外，還設有緊急柴油發電機、備用柴油機，以及一座可獨立供電的燃氣渦輪機廠。

這樣的設計，背後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不相信任何單一系統。」

聆聽簡報的當下，我對OL3的印象是嚴謹、透明、設計完善，同時也抱持困惑：這樣的設計，人類可以實現到什麼程度？又需要付出多少成本和代價？既然核安管理可以如此嚴謹，為何仍有許多民團、學界人士如此擔憂？回台後透過查閱資料，才補足了我的盲點，也回應當時的疑問。

OL3被視為安全、高效的新核能代表，但背後的建造過程、綜合成本等，都不如表面來得光鮮亮麗。

其在建造期間就經歷許多波折，不僅延誤將近14年，是有史以來興建工期最長的核電廠，且總費用膨脹到近110億歐元，超出原本預估的三倍以上。期間，芬蘭核安管制機構STUK也公開批評，施工指示未被遵守，焊接作業及監督均存在嚴重缺失；建造商Areva與業主TVO之間爆發長達數年的鉅額賠償爭議。

而商轉後，問題仍未停止。第一次年度歲修，因發現燃料元件疑有異物風險，需要進行額外的全面檢查，實際耗時74天，是原定維修時間的整整二倍。至今，奧爾基洛托的3座機組，仍每年輪流進行為期約一週的停機檢修—全面檢查、更換燃料、做任何有需要的現代化改進。這個制度幾十年來從未間斷，每年光是維護與改良，就投入約5,000萬歐元。

OL3目前的安全設計雖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簡報裡甚至提到，核電廠每一次重大決策，都要通過超過50項安全評估。但這樣一座設計相對完善的機組，光是「建成」本身，就已經是一段充滿代價、錯誤與爭議的歷史—其中，還需考量人為疏失的可能。

「先進的設計」和「將其實現」之間，有一段很長的距離。而這樣的距離，是現在的台灣能夠承擔的嗎？

台灣核電廠也有緊急停機、定期歲修及冷卻備援系統，但在安全嚴謹度上，與國際現行標準仍有一大段差距。以最後除役的核三廠為例，其冷卻系統依1970年代的美國標準設計，組數遠少於歐洲現行的N＋2要求。歐洲獨立核安顧問曾表示：「以現今的標準回頭看當年的反應爐，許多機組根本無法取得興建執照。」台灣核電廠若要重新啟用，並達到當代安全標準，勢必得斥下鉅資、歷時多年全面改造，甚至可能受限於「改裝」的限制而難以達成。

更重要的是，多場公投說明會、政府與台電公開資訊裡都沒有清楚告訴大眾：備援系統有幾組？各自獨立到什麼程度？設計上假設哪些東西同時失效、仍能運作？我們的討論停在「有或沒有」；芬蘭人的討論，卻是從「有幾組、各自獨立到什麼程度、在什麼情況下才會同時失效」開始。

這不只是溝通方式的差異，而是對「安全」要求到什麼深度、願意付出多少代價的差異。可在台灣，連透明資訊與公民參與的基礎都還遠遠不足，又從何談起核安的要求該多嚴謹、需要付出多少資源，以及台灣是否可以、是否想要承擔這樣的代價？

能源業者自許　為廢棄物負起責任

既然芬蘭已經有了核廢料最終處置方案，我們很好奇，這會不會反而讓再生能源的發展變慢、讓國家更依賴核能？

導覽員的回答出乎我意料。他說，再生能源其實發展得相當快，但關鍵問題是，再生能源同樣會產生廢棄物，卻沒有人要求業者處理。他舉例：太陽能板總有一天會老化、必須汰換，大量退役面板該如何回收處理，很少有人認真面對；風機的葉片也一樣，退役後幾乎派不上用場，到頭來，還是得有人處理。

導覽員說：「所有事情都有正反兩面，我們不可能有完美的解決方案。重要的是，你要看整體的大局，並且，為自己的廢棄物負責。」

對此，我並不完全同意。核能廢棄物與光電、風電廢棄物的風險、影響範圍與嚴重性，在我看來完全不在同一個層次，不應該粗糙地把它們相提並論，前者是必須隔離十萬年的放射性物質，後者則主要為回收體系尚不健全的一般工業廢棄物。但我也認為，他那「應該為發電工程從頭到尾負責」的心態，非常值得台灣學習。這提醒我們：人們對其他能源的廢棄物，是否存在過於輕視的問題？而 Onkalo，是否又真正實踐了「負責」呢？

走出視聽室，遠處可見奧爾基洛托幾座核電廠的圓頂建築，訪客中心的露台，甚至設有一處給訪客的「最佳拍照點」。

走進地底之前，我其實很難想像參觀一個「核廢料處置場」會是什麼場面。高喬說，她以為會像電影演的那樣，全身包得緊緊的，要經過層層安檢且氣氛凝重。結果完全不是。除了外圍管制區不能拍照，進場只要戴上有護目鏡的安全帽，不用穿厚重的防護服，也不用安檢。

導覽員帶我們徒步走過長長的岩層隧道，兩旁不時出現解說告示牌，標示地層結構與施工階段。

當時，高喬四處張望著岩壁，時而沉浸在震撼之中，時而加緊腳步努力跟上導覽員。她後來告訴我，那時候她覺得自己彷彿在閱讀地球的歷史切片，這些沉默的岩石，比任何一本歷史課本都真實。她甚至開始好奇，台灣有沒有哪裡也能這樣直接看到遠古的基岩？好想看看我們腳下的大地，和芬蘭有什麼不一樣？

地質環境差異　成功經驗不易複製

進入中低階核廢料儲存區之前，導覽員請我們每個人戴上一個小型輻射偵測儀。他說，每位員工身上，也都配有長期記錄輻射量與健康狀況的儀器。聽完，我們一陣緊張，高喬甚至說肚子好像開始隱隱作痛，一度懷疑是不是輻射的影響，後來才發現只是心理作用。

真正走進儲存場時，氣氛出乎意料平靜。空間比想像中小，乾淨整齊，燈光柔和，像一個井然有序的地下工地，安靜得有點毛骨悚然。

我們走的這一條，是存放中低階核廢料的隧道；真正要存放高階核廢料的，是更深、更下面的那一條，我們不能進去的隧道。

高階核廢料的最終處置，採用瑞典開發的KBS-3多重障壁法：先將用過的核燃料封入鑄鐵內襯的銅罐，外覆一層膨潤土（一種遇水會膨脹、能自我密封的黏土）作為緩衝，再置入約400多公尺深的結晶岩母岩中。銅罐抗腐蝕，膨潤土阻水並緩衝地殼變動，花崗岩則提供最後的天然屏障，三道防線各自獨立、互為備援，設計目標是安全封存十萬年。然而，對於銅罐在深層地下水環境中的長期抗蝕性，瑞典皇家理工學院（KTH）的研究者與瑞典核廢料處理公司SKB、Posiva之間，至今仍有未落幕的科學爭論。「十萬年」是設計目標，並非已被驗證的事實。

高喬問導覽員：「萬一哪天這裡的岩層移動了，怎麼辦？」他微笑著回答，語氣篤定得不得了：「地質學家研究過，這裡的基岩極度穩定，上一次大規模變動，要回溯到冰河尺度那麼久遠的時間；而下一次，恐怕得等到下一個冰河期。」

導覽員的從容，讓我們當下驚訝得說不出話。原來，芬蘭敢談十萬年的計畫，是因為他們真的有足夠的底氣，可以對未來負責。

奧爾基洛托的結晶岩基盤約形成於18億至19億年前，屬於地質上極穩定的古老地盾；上一次冰河期約於一萬年前結束。導覽員講述時，充滿「以地質尺度為單位」的從容。然而，這分從容無法移植到台灣。台灣本島位處活動造山帶，地殼每年水平與垂直位移達公分等級；監察院2022年調查報告直言，台灣能否找到穩定性足以支撐最終處置的場址「實有疑慮」，北歐數億年無地殼運動的古老地盾經驗，與台灣不可互相比擬。

提撥管理基金　用電者負擔處理費

回到視聽室，高喬問出我們心中一直很在意的問題：「如果一個國家想用核能，你覺得應該要具備哪些條件？」

導覽員想都沒想就回答：「不能有戰爭，不能有獨裁，要有民主制度，要有能讓人研究這些東西的大學，還要有真正懂核能的主管機關，和具備同等專業的公司。這些，缺一不可。」

發展這麼長期、十萬年的計畫，國家有跟年輕人溝通嗎？他說：「在民主制度下，基本上每個人的意見都會被考慮進去。我們當然會聽年輕人的聲音，但最終的決策，還是由有投票權的大人來做，這是民主的現實。」

他接著補充，芬蘭的《核能法》規定，如果沒有完整的核廢料處理計畫，就不能取得反應爐的運轉許可。也就是說，發電和廢料處理，從一開始就必須是一體的。至於核廢料的處理費用，不是由政府、也不是由下一代負擔，而是必須由「現在正在用電的人」來付；且營運公司每年都得繳錢進核廢基金，就算有一天公司不存在了，基金裡仍有足夠的資金，能將所有廢料處理完畢。

依芬蘭《核能法》，核廢料處置與核設施除役經費，由發電業者依「使用者付費」原則按年提撥至國家核廢料管理基金。依該基金2024年度財務報表（2025年3月經核定），提存準備基金規模約31億歐元，估算足以支應芬蘭境內所有既有核廢料的後續處理，以及既有核設施的除役拆除費用。

「在我看來，這樣才公平。」導覽員說：「因為是正在用電的這一代，付了核廢料處理的成本，而不是把這筆負擔推給未來的下一代。」

我站在那裡，第一次那麼具體地感受到，所謂「使用對未來負責的能源」，原來不只是一句口號，而是一條一條寫進法律、繳進基金、蓋進岩層裡的責任。

汲取芬蘭經驗　回看台灣困境癥結

離開Onkalo，就像經歷了一場奇幻的夢，再次從洞穴探出頭來，森林還在，小鹿也還在。但有些東西，已經不一樣了。

回程的路上，高喬跟我提起她那場辯論。

那時網路上最常見的說法是：「芬蘭是全世界唯一有核能解方的國家，但那是因為人家地質特別好，台灣根本做不到。」走過這一趟才知道，這句話只對了一半。芬蘭做得到，靠的確實不只是那塊19億歲、幾億年不動的岩層，更是整個社會穩固的底盤—透明、法制、信任，還有那分「這一代用電、這一代付帳」的責任意識。但反過來說，台灣的難，是連「有沒有一塊夠穩的岩層」這個最起碼的問題，都還沒有答案，我們的島太年輕、太好動，連監察院調查報告都直接寫明「實有疑慮」。

真正能帶回台灣的芬蘭經驗，並不是那座核廢場，而是他們動工之前，先花了幾十年建立起來的共識：怎麼一起知情、一起討論、一起決定。

當高喬再問自己一次「台灣，核能能不能？」她給的答案是：還不能。不是永遠不能，而是「現在就說可以」，並不誠實。核能的關鍵從來不只是技術，而是一個社會，是不是真的準備好為未來負責；而此刻的台灣，很明顯，還沒有這樣的覺悟及條件。

而郭駿武在這趟旅程得出的結論是，Onkalo證明了一件事，但不是「核廢有解」這麼簡單。它證明的是：面對最極端的鄰避設施，一個民主社會有可能走到「同意」—但那個同意，是用幾十年的程序、具體的利益交換、一部把責任寫死的法律，以及一個對國家與專家高度信任（有學者說，是過度信任）的社會土壤，一起換來的。它不是神話。把它講成神話，對支持核電的人是誤導；對反對核電的人，也不公平。

郭駿武說：「回望台灣，我們的挑戰是雙重的。」第一重是地質：芬蘭那塊19億年的地盾，我們生不出來。台灣位處活動造山帶，連「有沒有場址」都還是未定的科學問題，這意味著，芬蘭的技術答案無法移植，任何「芬蘭做得到、台灣照著做」的論述，都省略了最關鍵的前提。

第二重則是法制。台灣使用核電近半個世紀、累積了2萬1,000多束用過的核燃料，至今連一部高階核廢料選址與處置的專法都沒有。2025年7月，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環境法律人協會等民間團體，先推出一部106條的民間版《高放射性廢棄物選址暨處置條例》草案，政府版猶在路上。芬蘭把「沒有核廢處理計畫，就不發運轉許可」寫進《核能法》；台灣則是先發了半世紀的電，才回頭問廢料該放在哪裡。

而比地質與法制更深一層的，仍是信任的匱乏與政治的極化。我們習慣把核能問題切成兩半：一邊是「技術上安不安全」，另一邊是「政治上吵不吵得完」。但芬蘭告訴我們，這二件事根本分不開—安全的深度，本身就是信任的厚度；而信任的厚度，是一個社會願不願意花上幾十年，去和最該被聽見的人，進行不預設答案的對話。芬蘭用它的方式織出了那張網，連同網上的利益與依賴；台灣要織自己的網，就得誠實面對自己的材料。

郭駿武認為，任何一種不把「社會正義」看得和「技術問題」一樣重要的論述，說穿了，都是視野的狹隘。

郭駿武說：「帶這群年輕人飛8,000公里，本來是想讓他們親眼看看『做到』的代價；而回來的路上才明白，這趟最珍貴的，不是看到了一個答案，而是學會了一種提問的方式：對能源負責，到頭來，就是對文明負責。」

培養專業人才　公眾對話協調解方

至於我自己，帶著「反方代表」的身分前去，回來之後，我的立場沒有改變，反而變得更堅定而具體。

芬蘭的信任之網令我震撼。原來那穩固且茁壯的信任，是透過核電公司的公開透明、居民與員工高度重疊、長期的社會制度等許多細小的事物交織累積而成。積極與社會溝通的決心令人欽佩，但也不能避而不見其中被忽略的反對聲音；交織的也不只有信任，還有利益。如何真正「不遺落任何人」，仍是全世界都需要持續學習的課題。

芬蘭人面對萬年廢棄物的誠實、積極與社會溝通達成共識的決心，都值得我們學習，但這不代表把同一套模式照搬回台灣就會成立。在這次參訪中，我學到最重要的一課是：能源，從來沒有「最好」的選項，只有「盡可能負責」的態度。

然而，我認為現在的台灣，要談使用核能實在過於草率。不論是社會信任、法律制度都遠遠不足，還有無法忽視的地緣政治風險，更別提在核能專業上，台灣缺乏完整的學術體系培育專業人才研究如何處理廢棄物，也沒有願意以「最壞的打算」來建構安全措施的政府與業者。

對台灣而言，要做到「盡可能負責」，就必須持續從他國經驗中學習，如何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向專家學者學習，核能與核廢安全上最壞的情況是什麼、如何降低風險，同時考量人為與環境的不可控因素；積極地與公眾對話，使公民意見能夠產生實質影響力，才能公平、正義地討論上述問題，並做出屬於台灣的、負責任的決定；最終，還需要足夠成熟的法律制度，才得以促成。

森林還在，小鹿也還在。而我們腳下的這塊土地，還在等我們，認真、誠實地與它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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