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公視也成為一種「正確」

文／鄭自隆（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兼任教授）

文化部給公視補助款被砍，引起部分影視界人士抗議，而被譏為「要飯」，根據《公共電視法》第2條，公視基金會之經費由政府依本法編列預算捐贈；除前項捐贈外，政府應依公視基金會業務運作需求、年度工作計畫及中長程計畫，每年檢討調整編列預算辦理。所以抗議有理？

但政府預算必須經過立法院同意，所謂「同意」，法律規定只能刪而不得增加，所以立委依其判斷要砍公視補助款，是履行法律職責，有何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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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翻最早的《公共電視法》，同樣第2條規定，公視基金會由政府依本法編列預算捐贈部分之金額應逐年遞減，第一年金額百分之十，至第三個會計年度為止。最早經費是每年補助9億元，若依公視法第3年應只剩6.3億元，但法律規定是一回事，每年政府都會在法定捐贈金額之外，額外給公視補助款，所以公視才有能力製作大戲。

但公視功能只是製作角逐金鐘獎的大戲嗎？當然不是，公視名稱中所謂的公共，英文是public，在傳播領域中有兩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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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public的意涵是「場域」的概念，和公車、公共電話、電力、自來水，甚至網路，都是不分對象，大眾可以自由接近使用的公共設施，不得有差別待遇。第二個public的意涵是「人」的概念，就是不同性別、年齡、職業、區域、教育程度、社經地位的族群，都是獨立的public，也就是公共電視應服務多元的受眾。

所以公視服務的對象，不是只有接受公視委託製作節目的影視界人士，公視是媒體產業的一環，又接受政府捐贈補助，其角色當然和整個產業息息相關，所以討論公視預算之增刪，應將公視的角色置於台灣社會發展脈絡思考，從巨觀角度來看，公視應有下列功能 －

․以多元內容服務多元觀眾：節目應有多元面向，不能獨沽一味；因為要服務各色人等的觀眾，所以不宜以收視率作為KPI，聽障節目、東南亞外語節目，收視率一定不好，但還是要做。

․良好勞動條件為產業示範：近年來電視已淪為「慘業」，工時長、薪資低，公視員工的勞動條件不應向下沉淪比照商業電視台，而應以合理甚至更高的標準做為產業示範。

․實驗新科技以技轉同業：影視新科技是燒錢的，而且未必先跑先贏，幾年前4K電視被視為新寵，很多電視台都搶進投資設備，但最後都成水飄，影視新科技的實驗應由公視來做，成熟後再技轉給商業電視台，大家不必一窩蜂，肥了賣設備的外商。

․製作創新節目可為同業學習：嘗試製作創新節目，成功後可成為範型而為同業仿效學習，共同提升台灣整體影視產業水準。

前三項功能，公視事實上或多或少都有達到，應予肯定，但第四項創新節目實驗，在部分戲劇節目是失敗的，《斯卡羅》、《天橋上的魔術師》、《聽海湧》，每集製作費是天價，所以得獎是應該的，但也不是苦哈哈的商業電視台可以複製模仿，他們想學也學不來；像《斯卡羅》，歷時4年，耗資2億元做了12小時的戲，平均1小時成本近2千萬元，假設公視是靠賣廣告自謀生計，以《斯卡羅》的最高收視率換算廣告產值，每小時廣告收入不及百萬元，根本無法回收，《斯卡羅》經驗，商業電視台只能乾瞪眼，無法也無力效仿。

《斯卡羅》製作時，當時公視董事會對它有著台灣「大河劇」的期待，但日本人看NHK大河劇，會油然而生「生為日本人是驕傲的」想像，但無論河洛人、客家人、原住民看了《斯卡羅》，會有生為河洛人、客家人、原住民是驕傲的感覺嗎？看了《斯卡羅》會感到驕傲的只有美國人。

《斯卡羅》根據的原著IP是《傀儡花》，原著很公平處理清國與洋人，洋人與原民，或是原民、客家、河洛的關係，但電視劇《斯卡羅》卻造成顯著傾斜；《傀儡花》的英雄是卓杞篤，但在《斯卡羅》卓杞篤的戲比美國領事李讓禮少，李讓禮去瑯嶠喬事，是把「文明」帶到生番部落，不是戰爭，劇中他認為廈門華人僕役因為已經「文明」，所以夠格可以穿上西裝，呈現洋人殖民者的驕傲，把華人視為次等人。

日前一位教授名嘴為挺公視預算，在政論節目說他以前不認識這段歷史，而是從《斯卡羅》劇中型構了這段歷史的知識，若果真如此，歷史知識危矣。

劇中第10集清兵入山被原民伏擊造成死傷，及第一次原洋會談，總兵劉明燈不但參與，而且還主導，與史實背離，當時清國主權根本不及於南境的原民部落；第12集原清交戰造成流血，李讓禮受傷被俘，也不是原著所寫，更非史實，不但原清未交戰，李讓禮和原住民也沒打過仗也沒被俘，更離譜的是原民領袖卓杞篤受到李讓禮感召，不但放他下山，還促成原洋和談，而且劇中原洋和談只有畫面，絕口不提這是歷史性的「南岬之約」，結尾又續貂來個2年後，李讓禮帶著洋醫師上山幫卓杞篤看病，呈現上對下的憐憫，美國領事李讓禮果然是救世主。

《斯卡羅》把台灣大河劇拍成好萊塢的美國英雄電影，老美就是公平、正義，要拯救教化全世界；如此好萊塢式的公視戲劇，對型構歷史知識不但沒有幫助的，甚至形成誤導；這樣的爭議，在《聽海湧》又再次發生，戲劇不必是史實的原型演出，但也不應背離太多，甚至南轅北轍。

當然公視還有很多好戲，像《我的婆婆》討論婆媳關係，《八尺門的辯護人》討論廢死，《與惡的距離》討論精障隨機殺人的社會與法律問題，都是叫好又叫叫座的戲；此外，比起商業電視台的新聞，公視新聞內容多元，也注重國際新聞，沒有腥色羶，符合新聞學所謂品味的要求，談話性節目《有話好說》，主題設定公允，主持人莊重，適格扮演中立角色，讓觀眾可以接觸不同觀點，再以之建構自己判斷，都足以為商業新聞台政論節目楷模；而公視主導的「公視台語台」，很多節目內容都跳脫傳統，主持人以自己風格帶節目，並細膩呈現台灣文化之美，也應該給予掌聲。

文明國家應該有公視，但公視的設立是彌補商業電視台無法關照的空隙，所以不應無限膨脹，名嘴評論公視經費審查不能以偏概全，或以政治意識形態預先設定結論；主張公視「可割可棄」，廢掉亦可之論，固然不值一駁，同樣的主張公視不能批評，經費不應被砍，也未必理直氣壯；政治、宗教成為一種「正確」，就是腐化開始，但公視若也成為一種「正確」時，又何嘗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