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嘴妄言，媒體倒楣

文／鄭自隆（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兼任教授）

台灣電視已成「慘」業，經營困難就要走偏鋒，逐漸形成電視與名嘴的共生關係，政論節目靠名嘴開嘴砲博收視率，名嘴靠政論節目密集曝光，拉抬聲量墊高自己，各取所需；名嘴妄言，NCC依法只能罰電視台，名嘴毫髮無傷；但若關係人興訟，刑事責任固然名嘴自負，但民事求償，都會拉電視台下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畢竟和尚或許會跑，但作為廟的電視台可跑不掉。

日前趙少康告周玉蔻的案子二審定讞，此案緣起於2021年周在《放言》刊登文章質疑趙「前妻不幸在美國罹癌過世，兒子便由繼父和外婆撫養」、「你在人生過程裡是如何對待親身兒子的」；接著2022年也在A台節目指趙「你打你的太太家暴，扔掉你家的兒子，不認骨血，拋妻棄子」；二審定讞，周應賠償趙20萬元，另周玉蔻與A台共同侵權，應連帶賠償200萬元；所謂連帶賠償，就是和尚耍賴或賠不起時，苦主可以向廟要求全額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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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蔻和A台糾葛還不只這樁，2022年台北市長選舉，周玉蔻為挺某黨候選人，和來賓蔡玉貞在節目中指控蔣姓名人和某女士在晶華酒店「滾床單」，被某女士提告，一審敗訴，周、蔡各判有期徒刑1年6月，須坐牢；此案二審中，尚未定讞，但NCC對A台逕行裁罰，依《衛星廣播電視法》裁罰40萬元、依《廣播電視法》裁罰20萬元，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裁罰A台負責人5萬元，名嘴妄言，媒體成了最大「苦主」。

電視台為什麼縱容名嘴嘴砲四射，一方面是電視台意識形態的選擇，因此政論節目就得選邊站，但最大原因還是商業競爭，由於網路及OTT襲奪，廣告流到外商平台，電視收視率大不如前，收視率1就可以切蛋糕了；收視率最高的頻道是新聞台，但新聞台要做出區隔有其難度，整點的Daily新聞雷同度高，很難做出差異，甚至有差異，觀眾也看不出來，無法反映在收視率上；新聞專題更難做，要做出水準必須有好的團隊，投資大，但即使花錢追蹤或越洋採訪，觀眾也未必買單；新聞台最廉價的營生工具就是政論節目，製作費低，依意識形態區隔，越重鹹，同溫層的觀眾黏著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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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為什麼著迷政論節目？從90年代開始，藍綠就壁壘分明，尤其2000年政黨輪替後競爭益形激烈，因為競爭而趨極端，光看一般施政作為兩黨並無二致，要區隔只有意識形態，2019年6月香港反送中運動，「送槍」給民進黨，成了蔡英文選舉的啦啦隊與助選員，從此「反中」成了民進黨提款機與大補丸，從選舉而成常態，經由政論節目餵養，極化為「親中」與「抗中」的他者與我者，幫民眾找到情緒出口，舒解焦慮，形成傳播理論的「通便劑」效應catharsis effect。

電視台政論節目將意識形態投射至評論對象，對非我族類，極盡刻薄能事，芝麻小事可以講成足球大，台灣人敦厚本質在政論節目根本看不到；2024年第四季幾乎都在討論柯文哲，而名嘴所談很多是捉風捕影，爾後柯案確定，柯家或民眾黨若一一檢視興訟，又是一番風波，屆時闖禍的名嘴閃了，做為不能跑的電視台，就得承擔後果。

所謂政論節目應該在既有的事實上做意見之評論，不應以爆料為主，但現在政論節目更多是以爆料譁眾取寵博收視率，但要爆料就應有所本，「本」就是明確消息來源，不能臆測或是「我聽說」，或以「保護消息來源」來搪塞，所謂消息來源之保護，係指若洩漏消息來源會導致消息來源工作、財產招致損失，或人身招受威脅，除此之外，消息來源就應公開受檢驗；一些大一新聞學沒讀通的人，常說「應保護消息來源不得洩露」，若真如此，新聞業豈不成為「製造業」。

爆料，只有消息來源還不夠，還必須確認消息為真，也就是「有消息來源，並不保證消息為真」，名嘴說X親眼所見Y如何，不能因X說是「親眼所見」，即信以為真，依此批鬥Y，還必須向關係人或第三人Z查證是否為真，此外也要向當事人Y查證，並轉述其說法，新聞或爆料必須同時呈現指控者X被指控者Y的說法，這就是新聞學要求的「平衡報導」。

在對被指控方Y查證時，媒體常患一種錯誤，就是要Y自證清白，自己舉證沒貪錢沒偷腥，但若是真的沒貪錢沒偷腥，要如何證明？指控人家家裡有「鬼」，指控者當然要負舉證責任，否則明明沒「鬼」，被指控者如何證明「無鬼」？

參與政論節目是要做功課的，不是只帶一張嘴，就信口開河去，或是拿製作單位準備的資料照本宣科，將自己當成演員，反正拿錢辦事嘛；數位時代，凡講過必留數位足跡digital footprint，爾後若受檢驗，顏臉何在，遑論知識份子風骨。 

名嘴妄言，媒體固然跟著倒楣，但政論節目將台灣撕裂帶入極化，形成壁壘分明的兩個極端，絕非台灣之福，對同陣營人或事之負面議題，避而不談或淡化掩飾，對不同顏色者，疾言指責，不假辭色，甚至無中生有，往死裡打，只看顏色不分是非，將同島一命的同胞視為寇讎，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