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被告1】在臉書撰文控訴之後　他們陸續面臨被告

發布時間：2023/7/27 06:50

當#MeToo受害者發聲，法律卻可能使他們更加受傷。（示意畫面。AI繪圖Midjourney生成，本刊美術組後製）

圖文／鏡週刊

今年5月，台灣#MeToo事件爆發，超過200名遭受性騷擾、性侵害的當事人，在社群平台說出她／他們的親身經歷。然而，當這些過往案件被揭開、受到社會關注的同時，對#MeToo控訴者提告妨害名譽的案件也漸漸湧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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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專訪在這次#MeToo中發聲、因此遭前雇主提告的公共事務工作者，及曾在臉書控訴遭受政治意見領袖PUA、在她不認為合意下發生性行為，而被對方提告，經歷2年訴訟的當事人。她們如何成為了「被告」？面臨再次被要求噤聲的反制與威脅，她們的處境與行動為何？

在約訪的咖啡店，小靜（化名）剛結束幾通電話，語氣有些慌亂急促，「我吃驚，然後憤怒，但是我沒有恐懼…還是說我應該要心生恐懼？他可能就是想造成我的恐懼，但其實我沒有嚇到，我覺得很生氣。」她露出虛脫的表情，點開手機上前晚前輩傳來的訊息：「…對方說要告死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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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聲反遭提告　憂進一步報復

今年6月，台灣#MeToo事件從政治圈延燒至其他產業，小靜也決定控訴前雇主性騷擾，她在臉書上寫著，當年大學畢業後進入某間公司，從事與公共事務相關的工作，那是她嚮往的，然而，前雇主卻在辦公室及聚餐時，多次觸摸她的臀部及大腿，並對她發表歧視女性、侵犯性隱私的言論。

發文隔天，她沒收到道歉，卻接到對方揚言提起刑事訴訟的消息。小靜並未料及這個發展，與我們見面當天仍有點驚魂未定，「我告訴很多朋友，大家的反應都是他做出這種事，怎麼還有臉告人？」她氣憤地補充：「而且這很難告成啊！不就是浪費司法資源嗎？」

但她不敢掉以輕心，騷擾她的前雇主是人脈豐沛的業界大老，影響力極大，她覺得對方可能告她「誹謗」，因此雖然尚未收到正式的提告文件，她已聯繫律師，準備面對後續程序。由於沒有監視錄影畫面等直接證據證實對方性騷擾，律師提醒她保存間接證據，例如多年來她曾好幾次在臉書提到前雇主的言語及肢體性騷擾；這次發文後，她前同事也找出2人過去對話紀錄，願意作為人證。

小靜仔細向我們出示蒐集存證的多張截圖。從截圖看來，其他女同事也有相似經驗：被前老闆碰過屁股、大腿等部位；該職場環境對女性並不友善，年輕女性被要求在辦公室打雜、打掃，主管和男同事都曾擅自對她們的年紀、體型、外貌、打扮、交友關係品頭論足。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副教授閭丘露薇強調，#MeToo運動最重要的就是讓當事人訴說。

即使發文內容都是親身經歷，對方也罪證確鑿，突然遭到提告，小靜似乎並不如口中說的沒有恐懼。採訪這天，她一整天沒有進食，臉色蒼白，猶如陷入當年經歷職場性騷擾後的恍惚與焦慮狀態。之後，她要求在報導中匿名，隱蔽雇主的性騷擾言論內容及行為細節；為了避免被辨識，受訪內容幾乎無法使用，她在電話那頭語氣有些不安：「還是會擔心受訪後又被提告，真的滿煩的，對方畢竟是有資源的人，不會這麼容易善罷甘休…」如今她已離職多年、換到其他行業，仍憂慮遭到進一步報復。

台灣職場性騷擾長期被低估，小靜不過是眾多黑數之一。根據勞動部2022年「工作場所就業平等概況調查」，推估全國約有20萬名受僱者遭遇職場性騷擾，僅2成曾申訴；正因為制度及文化缺陷，多數人才會轉向以#MeToo發聲，使#MeToo成為眾多受害者追求正義的管道。

說出自身故事　凝聚集體勇氣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副教授、#MeToo運動研究者閭丘露薇接受本刊專訪時便指出，#MeToo運動最重要的就是個人敘事的重要性，透過描述個人經歷，讓當事人相信說出自身故事可以改寫生活、重新賦予意義，「敘事只是一個開始，如果沒有夠多的人說出來，大家不會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對訴說者來說，講出來、或是聽到別人講出來，是共同身分的建立，勇氣是這樣出來的，覺得我不是孤單的。」透過一個個敘事建立集體身分後，公眾才有可能產生集體行動，推動社會制度及文化改變。

今年6月底，藝人大牙（圖）在臉書公開自己曾遭受前老闆黑人陳建州性騷擾的經驗。（翻攝大牙臉書）

然而此刻，受害者卻陸續面臨被告。小靜並不是這波台版#MeToo中唯一面臨被告的受害者。截至目前，被指控的加害嫌疑者中，揚言要提告、甚至已提告者，最知名當屬黑人陳建州告大牙，黑人先是對大牙提告民事求償1,000萬元，日前卻又撤回，改提告刑事的加重誹謗罪；另外，前總統府資政顏志發也曾提告控訴者，後來在輿論壓力下撤告；一名女性撰文控訴13歲時曾遭補習班老師性侵，不久該補習班竟對她提告「加重誹謗」；被影射性暴力的客家金曲歌王黃連煜，也曾發聲明表示若撰文者不謹慎發言、若大眾再轉述分享貼文，將追究法律責任。

陳建州否認大牙周宜霈指控，與妻子范瑋琪聯合向大牙提起民事訴訟，求償1,000萬元，並要求公開道歉。（翻攝畫面）

被指控者紛紛聲稱要以法律行動捍衛清白。網路上也不乏支持提告的聲浪，他們認為控訴者若毫無證據，萬一有人狹怨報復，被指控的人豈不太冤枉？因此支持以司法釐清真相。

司法過程煎熬　隱形成本龐雜

只是，困難正在於司法。專門承接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等性暴力案件的律師柯萱如對我們說：「為什麼用#MeToo的方式？就是因為性暴力犯罪往往難以蒐集到直接、關鍵性的證據，且容易因最終證據不足而未能獲有罪認定，被害者甚至要擔心會不會反被對方提告『誣告』。」柯萱如長期在現代婦女基金會等單位擔任義務諮詢律師，她說，早在這波#MeToo之前，「幾乎所有的這類案件，來求助法律諮詢的人裡，10個有8、9個會問：『我如果證據不足，告不成，會不會被對方告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