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保齡球被拿走3／DNA鑑定有誤　法官仍認定他是共犯

但是，後來警方抓到陳錫卿、呂金鎧也在警方刑求下認罪後，吳老闆的說法有些改變。檢察官問吳老闆：「12月22日晚上7點左右，呂金鎧是否在麵包店？」吳老闆答：「我當時不在，我去買飯，回來時我不知道時間是幾點。」檢察官再問：「當天7點至9點行蹤？」吳老闆答：「我買飯是6點半，回來未注意時間，但是回來時有看到呂金鎧，一般我買飯都要半個小時以上。我當天跟呂某都在9點半下班。」

而法院認定的犯罪過程是，7點10分女學生到呂金鎧家時，呂金鎧與陳錫卿都在，二人與女學生聊了4、50分鐘，才動手壓制、性侵、勒斃。依此，若呂金鎧有犯案，即使先離開，也不可能早於8點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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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吳老闆6點半出門買便當，那麼，除非買便當花了一個半小時，呂金鎧才有可能犯案。然而麵包店位在永和的熱鬧街上，並不偏遠，況且依呂金鎧所述，麵包店剛開幕不久，有打折，生意甚好，吳老闆忙到沒時間幫呂金鎧買床，買個便當卻花了一個半小時，似乎悖於常情。

DNA鑑定　證據受影響

替呂金鎧聲請再審的律師林俊宏則說：「就算真的買了一個半小時，呂金鎧不但要知道老闆幾點去買便當，還要確定老闆幾點回麵包店。另外，他還要事先知道女學生幾點到他家，當時沒有手機，（陳錫卿）不可能打他手機說：『她來了，你趕快過來。』而且，犯案後他還要趕在老闆買完便當之前，趕回麵包店。那是一個不可能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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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鏡周刊

如今看來顯而易見的不在場證明，每一審的法院卻幾乎都無視。只是，法官們真如此昏庸嗎？或許這正是冤案中常見的「隧道效應」，意思是，人在隧道中若發現前方有亮光，便不太會再注意隧道裡還有哪些其他東西。呂金鎧案中，那道亮光是當初被視為鐵證的DNA鑑定。如果呂金鎧沒犯案，怎會鑑定出符合他的DNA？因此，即使隧道裡有其他異狀，人們也不會感到不合理。

冤獄平反協會理事、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謝煜偉也談到類似概念，「DNA鑑定作為科學證據之王，在審判上被認為是非常重要的證據，一旦出現， 大家會非常相信它，對於其他周邊證據，即使可能對被告有利，也會因為無法駁倒DNA這項證據，法官就會傾向把其他有利於被告的證據，解釋成另一個故事，而這個故事是可以跟DNA證據兜在一起的。呂金鎧案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曾任法官的陽明交大科技法律學院教授金孟華，曾寫過〈證據相互影響理論〉一文，文中就描述，「在現實的決策過程中，各種不同的證據並非獨立存在，而是可能彼此相互拉扯、影響，而法官對於證據的理解，乃至於對事實的建構，就是在這種證據相互影響的過程中產生。一項證據一旦受到法官採納或排除為認定事實的基礎，受到影響的不只是該項被採納或被排除的證據本身而已，該證據亦有可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法官對於其他證據的評價。這個證據之間相互影響的過程，其中可能產生認知偏誤問題，乃至於危及整體事實認定的風險。」

金孟華將愛因斯坦的重力理論，用於比喻法學上的證據相互影響，「假設我們將一個具有彈性的橡膠布面拉開，將四周拴緊…這時如果把一顆保齡球放到布面的中間，勢必使布面產生凹陷，並且在布面上造成拉扯跟彎曲…這時，如果我們再將一些較小的玻璃彈珠丟到這個布面上，彈珠會因為這個保齡球所造成的凹陷，而沿著凹陷以彎曲的方式行進。」即形成所謂的「證據的重力場」。

若以呂金鎧的案子來比喻，DNA鑑定便是那顆保齡球，是否不在場等其他事證，則是較小的玻璃彈珠，都會滑向保齡球。今年四月，高等法院同意呂金鎧的案子可以「再審」，正是引用「證據相互影響理論」。再審與更審不同，指的是案子即使定讞了，若又出現極有力的新證據可證明法院判錯，法院便例外同意重新審判。

至於陳錫卿，第二次較精進的DNA鑑定，依然與陳錫卿的型別相同，「不排除陳錫卿或其同父系血緣之人」，因此，陳錫卿打到更十一審仍死刑定讞。

陳錫卿受訪　卻三緘其口

呂金鎧向我們聊到，當年一審判決，他聽到自己居然被判死刑，「要繼續收押的時候，我抓著陳錫卿的頭，拉他的頭去撞鐵門。回到看守所，主管有問陳錫卿他的頭怎麼了，他說不小心撞到鐵門。那時候我很想不開捏，很想撞牆自殺。」又說：「後來陳錫卿在看守所有賺錢捏，他在看守所研究《六法全書》，很會幫人家寫上訴狀，他在看守所沒有缺錢捏。」

當年，陳錫卿的說詞一變再變，也遭警方刑求的他，曾說與呂金鎧共同犯案，也說過案發時他與其他朋友在外面等。但，案發一個多月後，檢察官第三次訊問，依筆錄記載，檢察官問：「你有擒○女之喉嚨？」陳錫卿答：「都是我一人所為，呂金鎧未做。」

那次筆錄僅短短幾句，不到50字。直到許多年後，法院重新勘驗當年的錄音，才發現筆錄記載過於粗陋，原始的完整問答是：「陳錫卿，你有沒有勒○女的喉嚨？」「報告法官（實為檢察官），這一切行為齁…（沒講完被打斷）」「我問你有沒有勒她的喉嚨？」「是我沒錯。呂金鎧他沒有，他是無辜的。」「那前兩次我問你，你都講沒有（勒喉嚨），這次變成是你，你又要強姦，你要怎麼勒她喉嚨？」「那時候是怕警察，一直在打，警察叫我這樣講。」「警察叫你這樣講？」「叫我講說我們兩個人在一起，一定是兩個人，不可能一個人幹的。」

陳錫卿死刑定讞，但是仍未執行，一直關在看守所。記者在5月的某天，到看守所申請探視，他沒拒絕。探視他的窗口在接見長廊的最盡頭，不知是否重刑犯之故。我們隔著透明壓克力板碰面，以話筒通話，如今已63歲的他，即使剃了頭仍看得出滿頭灰白。我先自我介紹是記者，他卻似乎以為我是律師。我問及案情，他一聽，只說事情過了這麼久，沒有需要再提。後來不論我如何旁敲側擊，他總是機敏地答：「如果有需要講，到法院再講。」

地板精液量　引連環錯誤

當年，為什麼檢警認為不可能只有陳錫卿一人犯案？原來，案發現場採到的精液，據法醫稱有二十西西，一般台灣男性每次射精量則約二至五西西。然而，二十西西的說法，後來證實是法醫「目測」當時「地板上」的精液容量。此外，那攤精液很可能混有尿液等其他液體。

曾任政務委員的律師羅秉成，卸任後回任「冤獄平反協會」理事長，他是呂金鎧再審案的義務律師之一，他比喻，冤案像穿襯衫時扣上鈕釦，若第一顆釦子扣錯了，往下便一路錯到底。呂金鎧案第一顆扣錯的鈕釦是哪一顆？他認為，是警方一開始對現場跡證的判斷，「尤其留下的精液量，警方認為不可能是一個人的，就覺得一定是兩個人。」

羅秉成說，除了DNA鑑定出錯，全案還有幾個不合理處，「第一，如果呂金鎧是共犯，屍體在他家，他有機會湮滅證據，不可能讓屍體就留在隔壁房間，他還叫老闆來他家，然後發現屍體。還有，當時警方太輕忽不在場證明，一直說呂金鎧是刻意回麵包店，製造不在場證明。」

★《鏡週刊》提醒您，任何人在依法被判決有罪確定前，均應推定為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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