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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馬太鞍靠女人番外篇/洪災後的土地保衛戰 為何是女兒、媽媽與妻子站上前線?

發布時間:2026/11/21 07:11

Tipus在去年洪災後就開始協助部落自救會,後續更進一步籌組跨部落青年聯盟。
Tipus在去年洪災後就開始協助部落自救會,後續更進一步籌組跨部落青年聯盟。

圖文/鏡週刊

堰塞湖洪災週年前夕,我跟馬太鞍溪流域跨部落青年聯盟行動召集人Tipus Hafay約好視訊採訪。一上線,她就打開衛星地圖,怒氣沖沖地說:「你看到了嗎?這是河川治理線,總共740公尺,九河分署要拿來放土沙,泥土通通要往這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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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她講得慷慨激昂,一個小男孩她背後冒出來,笑嘻嘻地擠進鏡頭前。Tipus愣了一下,表情突然變得溫柔,又猛然驚呼:「啊,放學時間到了!這是老二,我還得趕去接老大,我們下次再約!」

Sakafiyaw工作站由幾位女性工作者撐起。中立者由左至右為Iwan、Pito、Lamen。
Sakafiyaw工作站由幾位女性工作者撐起。中立者由左至右為Iwan、Pito、Lamen。

去年災後,部落青年和鏟子超人攜手救災的故事已廣為人知。但今年出現在大眾視野的,卻是新的團體——「馬太鞍溪流域跨部落青年聯盟」。其中積極成員皆為女性,她們上節目、寫文章,控訴災後重建對部落造成的傷害,甚至串聯7個部落北上行政院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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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奇這個新的集體是如何形成,上網搜尋到召集人Tipus,但每次跟她聯繫,卻發現她幾乎都在處理家庭事務,不是接送上下學,就是帶著孩子在游泳池,談到一半要煮飯,邊開會還邊要哄睡。上一秒還是為部落衝鋒陷陣的戰士,下一秒她就轉身投入接送小孩與柴米油鹽的日常戰場。

Sumi品蓉說她從小看著身為頭目的爸爸照顧部落族人,她也受到影響而投入公共事務。
Sumi品蓉說她從小看著身為頭目的爸爸照顧部落族人,她也受到影響而投入公共事務。

不只Tipus,青年聯盟成員多為女性照顧者——Sumi品蓉在災後回到阿陶莫陪伴母親,照料部落長者,更一肩扛起公部門撒手的社區事務;玉蘭是加里洞的意見領袖,她卸下護理工作返鄉,與女兒Miku推動地方創生,號召婦女投入社造以活化部落;I’wan原為長老教會的女牧者,她走下講台深入社區,用族語向長輩推廣防災教育;O'ping也是兩個孩子的媽,即便在政大進修、每週往返台北舟車勞頓,也不願缺席哄睡孩子的陪伴時光。

O’ping(右一)周末帶著孩子主持太巴塱土地工作坊。
O’ping(右一)周末帶著孩子主持太巴塱土地工作坊。

面對眼前山雨欲來、漫長艱難的抗爭,帶領這場運動前進的,卻不是掌握部落話語權的耆老,也不是傳統的青壯年階層,而是這群身兼多職的女人,她們從照顧者的位置走出來,站到最前線,甚至帶領7個部落的族人抗爭。

然而,長期以來,部落公共事務確實以男性參與為主,無論是地方系統、部落會議,或是阿美族著名的內部決策機制「年齡階層組織」,女性比例都非常少數。災後,這些女性想要保護家園,經歷什麼過程,又會受到那些挑戰?

部落轉型 性別分工也鬆動

「其實,我們不能說阿美族傳統是父權,這有很多因素影響。」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的助理教授Sifo Lakaw特別澄清,他還原文化中的結構因素:「阿美族是母系社會,家裡的事務都是媽媽決定的,然後財產全部是傳給女兒的。」

Sifo Lakaw觀察災後女性行動者將自己的角色貢獻在集體中,他認為這是阿美族珍貴的文化內核。
Sifo Lakaw觀察災後女性行動者將自己的角色貢獻在集體中,他認為這是阿美族珍貴的文化內核。

以婚姻制度為例,Sifo提到外界常常誤會阿美族男性是「入贅」,但這制度應被正名為「Mikadafo」(隨妻居),代表男性入婚到女方家,提供勞動力並對外參與公共事務,女方則在家中掌握財政與管理大權,這是務實的性別分工,並非漢人社會中帶有貶意的入贅概念。

但是,女性地位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確實下降,Sifo指出,這並非傳統,而是殖民帶來的影響,從日據時代到國民政府時代,殖民體系與資本主義的演變,支撐了男性在家裡面的權利,漢人的婚姻制度設計也相對父權,所以女性在家裡面的權力就被削弱了。

好消息是,現在的部落,正悄悄改變。「像東海岸有一些部落,女性的年齡階層組織也開始形成,她們補上男生沒做的事情。」

阿美族部分傳統歲時祭儀限定男性參與,但Sifo看見的是,大部分傳承工作,包含工藝、釀酒,以及地方教育、社工、護理、長照的事務已經大量仰賴女性參與。

有些特質也無關乎性別,而是族群文化的底蘊。Sifo跟我分享:「我們有一個制度叫 Malapaliw(互助換工),部落的領袖會召集,每家都要派一個人出來,阿美族無論男女,都是在這種環境養成的。」

而像是加里洞的李玉蘭積極參與部落事務,或是阿陶莫的Sumi品蓉身為頭目女兒,扛起照顧長輩的責任,在Sifo看來,這種集體互助原本就是阿美族的核心特質。

這些女性在抗爭時面對的困難,也未必來自性別,Sifo舉例說明,青年們北上行政院陳情,卻承受著部落內部的壓力。「在地的政治和利益關係十分複雜,耆老可能不只是耆老的身分。可能身兼特定政黨樁腳或身涉工程利益,這都讓行動變得困難。」

男性受到傳統限制多 女性自發串聯找位置

「其實,女生面對部落的事情反而比較主動!」鹽巴工作站的站長Kulas Umo分享他親身的經驗,他說,雖然外界都覺得男性的年齡組織很強,但他自己經歷了這幾年返鄉、救災的歷程,反而發現,因為女性是家庭管理者,「遇到事情就要去解決」。

他感嘆:「我們男生從小就受到階層倫理的限制,一遇到事情,都要先看上面怎麼吩咐。那如果上面不同意你的意見,該怎麼辦?」年齡組織就像軍隊,強調層層管理和紀律,這是大家力量的來源,但也會造成限制。

「像現在大家去抗爭,長輩就會擔心,會不會得罪縣政府?」Kulas說,部落耆老對政治的想法,就是透過傳統利益關係,男性就會受制於長輩的想法。「反而是女生,她們自己要在部落找到參與位置,有走出不同的路。」他敬佩地說。

Kulas是災後青年團隊中唯一的全職男性工作者,他形容自己是部落的異類:「在部落的男性大多是軍公教,不然就是回來接手做農業。」他接受黃盈豪老師的邀約,留下來做災後重建,也承擔了異樣眼光:「長輩認為,待不下去的人才會留在部落,他們會問我為什麼不去都市賺錢?」

這次災後成立的青年聯盟,是災後青年首次以「流域」為座標,跨越了部落間的藩籬、形成新的受災主體,Tipus分析:「我們這幾個女生就可以合作得比男生快,因為你知道嗎,部落跟部落之間會競爭,所以男生跟男生之間會有一點隔閡。」

Sifo注意到,Tipus這樣串聯者的角色對於凝聚社群很有幫助:「她很熱心,遇到不熟的人,她也會主動去跟他們說話。」Sifo今年邀請Tipus到中心擔任專職人員,就是看重她這份與人連結的熱忱,推動在地實踐。「但實際上,沒有經費她也會行動,她的使命感大過這份薪水。」

政治大學地政系副教授戴秀雄也看見青年聯盟中的女性角色,正好可以縫補部落和外界的斷層:「一開始,在地青年都是以自己的部落為起點,但現在透過她們這樣的行動核心去四處串連,把資訊跟資源送到各個地方去,大家的力量就被整合起來。」

但他也同時看見女性身上的重擔,戴秀雄不捨地說:「她們很辛苦啦,Tipus和O’ping的小孩都很小,我們工作坊都在假日,她們也帶著小孩來,晚上開會也要一邊照顧小孩。」

政治大學民族系教授官大偉長期陪伴青年討論災後重建,跟我分享他的觀察:「確實跟跨部門開會時,這些女生會比較有耐心,用比較柔軟的方式去處理不同的意見,這是她們細膩的地方。」

「而且,雖然一開始很多年輕人都回去救災,到了後期,大家就有點心力交瘁,沒什麼力氣重建了。」官大偉觀察到,此時跨部落的互助就發揮作用。「從外部來的青年,就接力把後面的事情做起來,也讓第一線的青年可以喘口氣。」

這幾個女人原來就像散落的支流,各自為部落的創傷奔走;現在,大家一起縫補破碎的日常,療癒體制帶來的創傷。當河水交匯在滋養土地的流域,她們牽起彼此的手,繼續這場未竟的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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