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屏湘搶劫疑案1】他穿囚服戴手銬被指認　證人說只有他「像壞人」

圖文／鏡週刊

18年前，鄧屏湘被指認為一起強盜案及一起搶奪案的犯人，但他始終喊冤，不甘身陷超過10年牢獄。

案件癥結點在於，當年警方請證人指認嫌疑人時，流程粗糙違法。多年來，監察院調查指出警方疏失，檢察總長曾為他提起非常上訴，冤獄平反協會也兩次為他聲請再審，但都遭到法院駁回。救援過他的人都說：這是一樁看都知道很有問題，可是卻救不了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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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9日，34歲的鄧屏湘又在看守所過夜。國中畢業後，他已經數不清幾度因為竊盜和毒品進出看守所跟監獄，這次也是因為缺錢買毒品，溜進台南南區一間民宅翻找財物，被警方當場逮捕。

與5警同列　僅他穿囚服

但他沒想到自己這次要被關這麼久。隔日，鄧屏湘從看守所被帶到台南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說還有人要來指認他。這天，有女大學生、兩個國小女童，來「當面」指認他為犯罪嫌疑人，她們輪流站在半開的辦公室玻璃門外，全程觀看他被安排與5名警察站在一起，警察指揮身著囚服的他拿下手銬，不時大聲斥責他、邊調動位置順序。每當他走動，都能聽到腳鐐清脆的金屬撞擊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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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並沒有在他們的管區內犯案⋯我一開始也認為指認過程就是這樣，就隨便他們，直到公設辯護人告訴我，我的指認程序有瑕疵。」鄧屏湘如今已52歲，當年他為此被重判11年，終於出獄後，7年前又因為竊盜跟毒品再次入獄，目前關在台南監獄，在會客間與我訪談。他理著受刑人的平頭，濃眉方臉，身形高大，隔著玻璃窗直直看著我，語氣起伏道，「我有做的事情，我不會去平冤，為何我會堅持到今天？因為我沒做，我真的不甘心。」

18年來，這個指認場景成為鄧屏湘的惡夢。這兩起截然不同案件的被害人，都告訴警方他就是犯人。那日，女大學生指出，1月27日凌晨零點30分，她在台南市中西區被鄧屏湘持刀搶走現金900元，對方雖然戴著半罩式安全帽，但透過眼睛、跟說台語的口音，可以確定就是鄧屏湘。

兩名國小女童則說，1月29日下午5點，她們姊妹倆跟媽媽在台南市中西區的虱目魚店吃飯時，替媽媽保管的皮包，被一個約30歲的叔叔從座位後方搶走、接著騎機車逃逸。對方戴安全帽、前額露出一截白色頭髮，矮矮壯壯的，因為隊伍中其他嫌疑人「全部都是警察」、「都不像壞人」，所以她們確定犯人就是眼前的鄧屏湘。當年5月，鄧屏湘便被台南地檢署以強盜罪和搶奪罪起訴，強盜罪是重罪，刑期5年起跳，不像他過去犯的小竊盜案，最多就關1年。

因指認歷歷　遭多關10年

鄧屏湘在法庭解釋自己29日當晚在家睡覺，女友可以作證，自己雖有不少前科紀錄，但都是犯竊盜、毒品等罪，從未使用暴力或工具，不會犯下這種重罪；他的辯護律師也不斷提出警方的指認程序有嚴重瑕疵，影響了指認作為證據的正確性。依照法定流程，警方必須安排多人，以列隊方式供證人指認，這些人不能在外型上有重大差異，也不可以有暗示誘導。

台南地方法院並未採納這些說法，表示警詢筆錄有無瑕疵，都不是其審判依據，兩起案件的被害人都已經再次在法庭陳述、指認鄧屏湘，遂判鄧屏湘犯攜帶凶器強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10年；又犯搶奪罪，累犯，處有期徒刑1年6個月，合併執行有期徒刑11年4個月。隨著鄧屏湘不斷上訴，到了最高法院跟台南高分院，法官卻認為警方的指認程序有瑕疵，因此撤銷鄧屏湘的有罪判決，但經歷三次更審，全案在2009年定讞，維持原判。

過去，鄧屏湘一向坦率認罪，但這次他始終否認犯下這兩起案件。他的不認罪，在法官眼中卻成為沒有悔意，因此被判重刑，一審判決書的主文開頭，就列出他長長一串前科紀錄，形容他素行不佳，嚴重危害社會治安，也指出他犯後一再否認犯行，態度不佳，顯無悔意。

「如果沒有這兩件冤案，我最多也是服刑一年多就可以報假釋，多關這10年，當然是痛苦的，尤其又不是我做的，我為何要關那麼多年，當下真的有那種有苦說不出，又不知要去找誰幫忙⋯」除了會客訪談，鄧屏湘也與我通信，他的筆跡剛硬、有稜有角，文字素樸。

女友也離開　留下二幼兒

案發前，他與同居女友育有一對學齡前的兒女，正努力過上安分規律的生活，不僅剛貸款買了機車，也有一份在台南大理石工廠做切割跟送貨的工作，每天固定早上8點上班、做到下午6點，月薪3萬5千元，收入雖然不多，但穩定，他已經很滿意。只是後來又染上毒品，因為缺錢，才又竊取他人財物。

過去他從未與家人解釋這起案件，甚至是心中的苦或冤屈。漫長的牢獄期間，他獨自規劃著出獄後如何尋找新證據、為自己平反。他的家人當時多埋怨他、與他疏遠，女友也離開了，留下年幼的孩子給他母親照顧，他的人生沒有好過，但又更破碎。

「我有時間就會看一些六法全書，或是法律的書籍，打算假釋回去後，要靠自己的力量來替自己平反，後來知道有『平冤』（冤獄平反協會）後，就去拜託他們幫忙。每當我胡思亂想的時候，就拿出我小孩的相片來看，或是禱告，或多或少能讓我內心平靜一些。」他寄給我的信中寫道，自己在刑滿、準備報假釋時，透過獄友得知「冤獄平反協會」，而寫信喊冤。

2015年，時任冤獄平反協會理事長的律師羅秉成，決定救援鄧屏湘，「以冤罪救援的角度，我不是用人來評價，不是看他的前科，而是客觀回到這案子去檢視它的流程、有沒有高度風險造成冤罪，我閱卷後看到明顯的問題。」他指出，鄧屏湘案的指認程序明顯違反當時警政署頒布的〈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要領〉，其明文規範警方不得以單一相片提供指認、這些被指認人在外形上不得有重大差異、指認前警方不得有任何可能暗示誘導的安排，且指認前必須告訴指認人，犯罪嫌疑人不一定存在被指認人當中等。

指認瑕疵及指認錯誤已被認為是造成冤案的主因之一。美國無辜計畫研究便曾發現，325件經DNA證據而獲得平反的案件中，有高達76％的冤錯案件涉及目擊證人指認錯誤，是所有錯誤判決原因中最高者；而在台灣，冤獄平反協會至少就有5例冤案跟指認錯誤有關，其中已有4例平反成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原被判無期徒刑、去年改判無罪的林金貴。當年警方提供的3張指認照片，只有林金貴露出上半身、左手轉背後疑似被銬在欄杆上，其高度誘導性，使林金貴被指認為槍殺計程車司機的嫌犯。

律師批警詢　根本是兒戲

鄧屏湘關出來了還來喊冤，也引起羅秉成的注意，「真的是你做的，關都關出來了，還在靠腰？但有些人不是他幹的，他就會說這不是我，我認不下去、吞不下去，鄧屏湘就像這種情形。」

「指認是很特殊的供述性證據，如果是陌生指認，有沒有認對人是開啟犯罪調查的前提，（指認人）要很有信心地說『這個人認對了』，才能做後面的調查。第一時間指認某個人，那個第一次極為可貴，警方不可以暗示、誘導，禁止汙染（指認人記憶），是最基本的原則。」羅秉成說，「如果你看過鄧屏湘的（警詢）錄影帶，那就是兒戲，那是半開放空間，指認人已經站在那裡，才開始安排拿號碼牌，鄧屏湘手銬還銬著、身上穿著囚衣，然後叫他拿掉手銬，換位置時全程都被看到⋯這只是演給他（被害人或目擊證人）看嘛，他已經被汙染了，其他人都是警察局的人，他會去指認警察嗎？」

除了強烈暗示犯人就是鄧屏湘的列隊指認外，還有女大生先前在報案後隔週、在警局做的第二次筆錄，警方只提供鄧屏湘一人的照片給她指認。單一指認一樣違反指認規範，且被認為是最不可靠的指認方法，容易使人形成錯誤記憶。2011年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法學院的研究便指出，全美250個誤判案件中，就有190個案子涉及證人的錯誤記憶，警察若只拿一張照片或只以一個嫌犯請證人指認，證人沒有可比較的對象，較容易出錯；而且，當指認對象只有一個人，若證人記憶不清而猜測，證人指認那個人的機率是100％。

「指認的心理狀態是很複雜的，辦案的警察會很期待你指出來，指認人也會很想給出答案，不給答案，一則可能對不起自己，也可能對不起被害人，並可能對不起辛苦辦案的警察。」羅秉成解釋，指認規範違背警方辦案的習性，就是為了要層層防錯，因為在雙方的期待下，有時再微小的舉動，例如警察只是不自覺嘆口氣、多看某張照片兩眼，都可能暗示被指認人做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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