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三餐貶抑媒體記者　黃國昌目的與後果

文／楊晶晶（資深記者、政論節目主持人、台大法學博士）

十月以來，美國五角大廈的媒體記者圈非常不平靜。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在內的五十多家媒體、一百多名記者，同時打包離開駐點已久的五角大廈。原因是美國國防部要求所有記者必須簽屬一項嚴格的採訪協議，要求所有記者若欲採訪或進入某些空間，都必須事先取得官方批准或有官方人士陪同；不得報導或發佈未經官方許可的所有資訊。言下之意，媒體記者再也沒有採訪自由，若簽了協議，形同國防部的官方新聞稿「來稿照登」、事先審查，名符其實成為傳聲筒。

於是，有為有守的多家主流媒體決定捍衛新聞自由，拒絕簽署協議，自願繳回採訪證以示抗議，就連親共和黨的《福斯新聞》這回也看不下去。此事件激起全美媒體從業人員大反撲，開始了一場政府資訊透明、民主問責制與國家安全間該如何平衡的大辯論。以往被視為偏左的主流媒體與川普政府關係更加緊張了起來，國防部長赫格塞斯 （Pete Hegseth）不顧媒體批評，堅持新聞媒體在安全設施內漫遊是危害國防安全的行為，國防部發言人說詞更強硬，稱那些拒絕接受新規定的記者們是「自以為是、選擇自我驅逐的媒體」（self-righteous media who chose to self-deport）。

繳回的採訪證，取而代之進入五角大廈的是一群右翼網媒、獨立記者以及播客們（Podcasters），國防部給他們一個新稱號，叫做「新世代記者團」（Next Generation Press Corps）。此事件中最諷刺之處，國防部長自己就是福斯電視台出身的媒體人，卻反而比任何人都更收緊採訪自由。對於立場不同的記者之不屑，當然來自於總統老闆川普的態度。

近日美國過感恩節，在白宮記者會上有NBC記者問到生活物價上漲問題，記者提問Walmart超市的感恩節餐點份量變相縮水時，川普勃然大怒，回嗆記者在報導「假新聞」，還嗆記者提問的方式「令人作嘔」。今年八月，一名CBS的記者提問川普關於德州水災有延誤警示的問題，是否想對受災家庭說些什麼？川普馬上變臉，怒批只有「壞人」才會問這樣的問題，還稱該記者是「很邪惡的人」。

類似與記者對嗆場景，從川普第一任期開始便上演過上百次，當記者對川普提出任何質疑時，他偏向直接轉向對記者人身攻擊，迴避問題本身，不只針對單一記者，更多情況是上綱至所屬媒體和新聞機構。顯而易見的，川普攻擊媒體已成為他的政治手段，藉由充滿情緒的語言，刻意在公開場合「表演」罵記者，把立場對立的媒體塑造為敵對勢力和政敵角色，削弱媒體的公信力，一方面也鞏固支持者的信任，讓支持者覺得主流新聞媒體是刻意抹黑，如此一來，變能快速轉移執政和自己的爭議焦點，把公眾批判的焦點轉到大眾媒體身上。

或許是川普貶抑媒體策略奏效，根據蓋洛普（Gallup）公布九月份的最新調查顯示，美國僅剩28%的成年人對報紙、電視、廣播等大眾媒體在「完整、公正、準確報導新聞」方面有「很大程度」或「一定程度」的信任。這也是從1970年代有該調查以來的新低點。其中以政黨傾向來劃分，共和黨支持者信任媒體的比例超低，只有8%。

當川普在競選期間採取與主流媒體對峙的策略，是以民粹領袖身分在訴說「與人民在一起」，凸顯自己反菁英、反建制的形象，這是競選策略的運用。但成為總統以後，痛罵媒體的行為，久而久之影響的不僅止於新聞產業，將會使民主社會的運作方式產生質變。川普攻擊媒體的現象，已引起政治和法律學者的關注。學者們提出警告，當總統反覆指控媒體造假，部分民眾會轉為信任政治領袖本人而非媒體，將導致「資訊極化（information polarization）」以及「事實不再共通（loss of shared facts）」的現象，這是民主社會最危險的長期效應。若政治領袖透過語言戰削弱媒體公信力，即使沒有違反任何法律層面，也會造成制度上的「軟性崩壞（soft erosion）」。

換句話來理解，就是社會上的每個個體都有自己所相信的真相，但沒有人有共通的事實，當輿論被掌握權力者所主導，群眾逐漸對真相失去興趣，媒體監督與問責功能就會喪失，不信任主流媒體的群眾，會轉向與自己意識形態相符的小眾媒體，如立場極端的網路頻道等，而演算法會加劇群眾接收到這些「證實偏誤」（confirmation bias）的內容，使社會形成極端不互信的資訊世界。缺乏基本事實的社會，民眾對政治制度、司法機構等信任度也會隨之下降，當制度型的信任危機爆發，在此狀態下，陰謀論或假消息更容易擴散傳遞。

台灣當前也有政治人物正踏踩在這個地雷上。

民眾黨主席、立委黃國昌天天被訪問，都嗆記者。當被媒體問及「美國律師資格是否失效」問題，黃國昌對提問記者罵「這什麼白癡的問題？」；召開記者會時被問到關於是否涉及引薦駭客案的男子進到央廣工作，黃國昌一臉不耐怒罵提問記者「怎麼會提出這麼荒謬的問題」、「你問這問題，我必須要不客氣的說，連基本事實基礎都沒有」；開記者會前媒體配合提前把問題交給黨團，詢問執政黨立委指政治干預司法問題，黃國昌一開口便嗆媒體「記者會還沒開就潑髒水」；黃國昌直接打斷記者提問，並嗆「我從來不為難基層，但你回去跟你們高層說，我就問一個問題：鏡電視什麼時候要道歉？」；當記者在立法院拿手機提問且拍攝，嗆記者是「騷擾」、「很討厭走路時有人拿手機拍我臉」…這只是近三、四個月以來的案例，黃國昌罵媒體次數多不勝數。

以嗆記者方式來轉移自身爭議焦點，減少媒體在議題設定中的主導地位，用一種近乎「表演」的行為來製造衝突場景，以達到更大的傳播效果和聲量，同時塑造反執政黨的英雄定位。黃國昌的心機，相信媒體人絕對不會不懂，為何寧願遂其意？增加收視點閱率的短暫快感與放任第一線記者長期尊嚴受辱，還有更需斟酌之處。此時看見美國國防部記者群為了捍衛採訪權而搬著電腦、攝影器材集體繳回採訪證撤退，主張從五角大廈以外的其他管道獲取資訊，持續監督國防部，這是媒體自我驅逐、自以為是？還是堅守第四權的格調？所有當過記者的人，肯定認為是後者，或許當今台灣的政治記者們也該考慮仿效辦理。

往最糟的方向想，黃國昌照三餐怒罵攻擊媒體記者的目的，最終是為了要削弱台灣社會對於民主制度的信任而使其崩壞，又或者，是為了配合境外勢力而這麼做？是有意還是無心，套一句黃主席怒罵記者的話：「是蠢還是壞，還是又壞又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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