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監視器爭議：影像不是原罪　借鏡「權大熙法案」保障病患知情權

文／中華科技大學前校長李禮仲（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法學博士）

2016年，南韓發生震驚社會的「幽靈手術」事件。24歲男大生權大熙在首爾一家整形診所接受下巴削骨手術，麻醉後竟遭醫師與牙醫「代刀」，最終因大量失血、延誤處置而不治。更令人震驚的是，手術室內醫護人員清理血跡、滑手機等離譜行徑，全被監視器畫面完整記錄下來。事件曝光後，韓國社會強烈反彈，最終推動被稱為「權大熙法案」的手術室錄影制度，以保障病患權益、還原醫療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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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台灣醫療院所裝設監視器引發爭議，討論焦點多集中於病患隱私與影像外流風險。然而，若從韓國「權大熙法案」的經驗觀察，監視器制度其實不只是保護病患，也能保障醫護人員的執業安全與醫療品質。裝設監視器，並不代表將醫療院所「妖魔化」，而是透過明確制度與程序，建立醫病之間可追溯、可釐清、可互信的證據機制。

權大熙事件之所以震撼社會，在於它揭露了醫療資訊極度不對稱下的風險。當時權大熙原本預約由診所院長主刀，但在麻醉後，院長僅進行部分手術，隨後便由不具相關專業資格的人員接手。根據後續調查與監視器畫面，因處置不當，權大熙在手術中失血高達3500毫升，相當於一名45公斤成年女性的全身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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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畫面顯示醫護人員未即時輸血搶救，而是不斷清理地面血跡，甚至有人在旁滑手機。當權大熙情況惡化後，醫療團隊僅將滿身是血的他推往恢復室，隨即下班離去。之後雖轉送大型醫院，仍因失血過多與延誤治療而陷入腦死，49天後不幸身亡。

也正因為有監視器畫面，社會才得以看見真相。這些影像不只是揭露醫療疏失，更凸顯「知情權」的重要性。病患進入手術室後，幾乎完全失去自主能力，若缺乏客觀紀錄，醫療爭議往往只剩各說各話。韓國推動手術室錄影制度，核心精神並非懲罰醫療人員，而是建立一套兼顧病患權益與醫療安全的透明制度。

事實上，影像本身不是原罪。真正的問題，在於制度是否完善。若錄影資料能依法保存、依法調閱、受到嚴格管理，當醫療糾紛發生時，反而有助於還原事實、釐清責任。對病患而言，錄影制度能降低不當醫療與「幽靈手術」風險；對醫護人員而言，也能在遭遇不實指控時，成為保護自身的重要證據。

目前台灣《醫療法》與《個人資料保護法》雖對醫療隱私有所規範，但對於診所與醫療場域監視器的設置、用途、保存與調閱，仍缺乏明確分類與統一標準。這也是當前爭議不斷的原因之一。

當然，醫療空間具有高度隱私性，診間、治療室、恢復室、更衣區等場域，都應適用更嚴格的規範與限制。但討論不應簡化成「能不能裝監視器」，而應回到更核心的制度問題：裝設在哪裡、基於何種目的、是否充分告知、誰有權調閱、保存多久、如何避免外流。

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情緒化的獵巫式檢討，而是一套兼顧隱私、人權與醫療安全的制度設計。當醫療爭議經常被快速放大為網路公審，客觀紀錄反而更能避免誤解與片面指控。若能借鏡韓國「權大熙法案」的精神，建立透明且明確的規範，醫療監視器未必是隱私威脅，也可能成為強化醫病互信、提升醫療安全與降低基層診所風險的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