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保護性侵犯1／她自幼遭父兄性侵提告卻過時效　性侵倖存者集體聲請釋憲討公道

圖文／鏡週刊

台灣#MeToo浪潮3年，今年3月，台灣憲法法庭審理一起關於兒童性侵害追訴時效的釋憲案，由倖存者集體提出。多國研究顯示，兒童性侵害被害人平均需要20年以上才能將事件說出口，有能力提告時往往已超過追訴時效。法律未考量未成年人及性侵害的特殊性，是否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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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認為性侵兒童的嚴重程度堪比戰爭罪，也有人指出性暴力帶來的創傷與軍人戰後罹患壓力症候群高度相似。事實上，當事人所經歷的無異於一場戰爭。

Sherry在年幼懵懂之際遭到侵害與心理操控，說出真相之後，她遭遇多次背叛，包含關係撕裂、體制漏接以及自我崩毀。站上法庭、接受訪談，勇敢揭露是幫助自己和其他倖存者的方式，也把壓抑數十年的羞恥交還給真正需要承擔的人—羞恥終於不再只屬於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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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父親和哥哥提告後，Sherry（化名）被母親趕出家族名下房子，妹妹也與她斷聯了大半年。

2026年3月2日上午10點，37歲的Sherry和先生來到司法院大樓門口。這天陽光和煦，但她臉色嚴肅，向憲法法庭報到後交出手機、掛上識別證，上面寫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等代碼，她的身分是釋憲案聲請人—一名兒少性侵害的倖存者。

防狼噴霧只用過一次　對象是我爸

這天，8位大法官全數出席，是憲法法庭被癱瘓後少數開庭審理的案件：兒童遭到性侵、猥褻或權勢性侵害，經常因依附關係、懵懂無知或羞恥而不敢說，待長大後想提告討回公道，卻因追訴期滿，讓加害者逃過法律制裁；法律沒有考量到兒童性侵害的特殊性，是否違憲？

法庭上，大法官、律師團、專家證人們滔滔雄辯二小時，Sherry和其他6位聲請人坐在隔壁會議室，隔著電腦螢幕觀看。2週後，她接受我們的採訪，她說自己開庭當天心情平靜，受訪卻讓她緊張。她服用了鎮靜放鬆的藥物，手捧大杯黑咖啡。接下來幾小時內，她用盡力氣維持有條有理、邏輯清晰的敘述，語氣雖隨情緒起伏高高低低，卻始終保持穩定，甚至面帶笑容，彷彿要將自己和那不忍卒聽的悲劇隔離開來。

從6歲開始，大她4歲的親生哥哥以「玩遊戲」為由，模仿A片情節，對她性侵猥褻，頻率極高，次數極多，持續到9歲。哥哥停止了性遊戲後，換成親生父親對她性侵，持續到國中一年級。

她包包上掛著一個口紅大小的防狼噴霧，她說這罐噴霧目前只使用過一次，對象是她的父親。「去年3月，我媽來跟我求救，希望我不要提告，她說我爸爸有悔改、有改變，我跟老公也心軟。」3月底，一次Sherry回爸媽家時，卻被父親暴力相向，「他抓住我兩條腿，把我甩來甩去，我用防狼噴霧噴我爸。」隔天，她去醫院驗傷，診斷證明書上寫著：被父親徒手拉扯拖行，造成右下前胸、左右手臂、左肩、左膝、右下背、尾椎處疼痛，臀背部有瘀青。被打後，她的情緒一直凍結至今，「我需要大哭一場，但真的哭不出來。」

哥哥帶我看Ａ片　說要和我玩遊戲

「去年7月，我去找蔡（尚謙）律師，因為被我爸打後，我媽還是幫我爸講話，我覺得他們沒有改變。爸爸還說兒子青春期本來就會對性好奇，做這些事情很正常。」她決定提告，一步步走到釋憲，那是她為自己討公道的方式。「二十多歲前，我沒有跟任何人講。」

Sherry出身三代同堂的大家庭，爺爺做紡織，家中經濟富裕，上有爺爺、奶奶，父親開公司做生意，母親嫁入後，要洗衣服、煮三餐，服侍公婆和照顧小孩。母親是女強人性格，渴望經濟獨立，開始經營直銷事業，每日早晨六點出門，回家已過午夜，因此父親負責叫孩子起床、做早餐、接送上下學。Sherry排行第二，有一個哥哥、一個妹妹。

她記得，自幼經常撞見父親收看家中電視鎖碼台A片，哥哥也因而接觸色情片，開始跟她「玩遊戲」。那是一個看來相當「正常」的中產階級家庭，她暑假常出國玩，小一去美國，小二去香港，小三去日本名古屋。「我奶奶很愛玩柏青哥，我還記得在日本的飯店，電視打開就看得到A片。奶奶在一樓賭場，我跟哥哥在房間，哥哥帶我看A片。從名古屋回來不久，有一次（侵害）進行到一半，哥哥突然說：『我們做這件事好像不好，不要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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