倖存者集體釋憲3／台灣早期家內性侵黑數多　社工：擔心二度傷害不敢求助

圖文／鏡週刊

今年3月，台灣憲法法庭審理一起關於兒童性侵害追訴時效的釋憲案，由倖存者集體提出。聲請人J從5歲起遭到親戚侵害，2023年台灣#MeToo浪潮下，她決定把真相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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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同時也是一場記憶之戰，由於性犯罪往往缺乏物理性跡證和目擊證人，法庭攻防經常演變成記憶與科學的戰爭。我們採訪司法與心理學者、精神科醫師、心理師和社工師，討論美國與台灣的司法實務，以及創傷復元歷程。這場釋憲案，或許不只關於追訴時效，更關乎：當一個人耗費數十年才有能力說出傷害時，法律是否能還給被害人正義？社會能不能看見他受過的傷？

有派別認為成年後才說出兒時經歷，記憶會出錯，並不牢靠；另一派說法接近臨床心理學，即人的大腦會產生屏障保護，在受害當下解離、一片空白，長大感覺安全後，記憶才會跑出來。「目前科學上對這兩派沒有定論，但一個人長大後才揭露，可能有一些歷史可循，例如跟身邊人傾訴，或發展過程中有一些不一樣的行為狀態。科學上認為，成長過程中有較多這類傾向，就有較高的機率被認為不是假話。」蘇怡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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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針對證詞可信度做鑑定報告，我們會去看他如何揭露？揭露過程中有多大可能性受到誘導？我們會從大人問了什麼問題來判斷，或回推過程中發生什麼事，再去判斷可信度。」

但蘇怡安坦言，這並沒有一個真正有效的check list，也沒有辦法透過表面的特徵或行為來判斷，「即便這是我的專門領域，我看到一個人的證詞，也只能從各式各樣的資料去堆疊，去看有沒有任何發展的軌跡和傾向，讓我們排除錯誤記憶，確認是真實記憶。」

若被害人未成年，美國部分州實行「一站式詢問」，各方專業人士把問題列下來，交由司法詢問員詢問兒童，檢察官、社工師、醫師隔著雙面鏡在另一個房間觀看。美國也有專職「司法心理學家」，為法院或相關機構服務，協助司法做出判斷。

精神科醫師林亮吟曾前往美國參與培訓和考試，也曾在醫療工作中協助台灣法院做兒童證詞鑑定，她說：「司法上，簡單來說，我們第一個要判斷的是，這個孩子是否能記憶並能描述一個經驗中發生事件的能力？在做兒童證詞鑑定的時候，你要去證明這個孩子有足夠能力講出一個Episodic Memory（情節記憶），依據其年齡與認知、語言與對經驗理解的發展能力，在5W（人事時地物）進一步的描述上，具有法律證據上可判斷的精確性，鑑別那些陳述可以或不能作為證據來採用。第二，受環境的影響，他的經驗哪些可信？哪些比較不可信？」

　

不應該設追訴時效，因為犯罪就是犯罪

關於追訴時效，林亮吟認為，「從事實的角度來說，如果一個孩子的陳述有一定的法律證據精確度，不應該設追訴時效，因為犯罪就是犯罪。從人權的角度，你不能說他沒有權利提告。」

目前台灣司法實務上，會先要求兒童做心理衡鑑，以排除認知障礙、精神疾病或情緒行為等問題，再由司法詢問員訊問兒童，但執行的細緻度、專業度往往落差很大。林亮吟坦言，目前迫切需要跨司法、精神醫療專業的人員，對兒童有更細緻的實務執行方式和保護。

林亮吟在診間治療過被害人的創傷，她說，創傷的面貌非常多元、個別化，且每個受創之人都需要經歷很辛苦的歷程，以及經年累月的治療。她也遇過加害者願意尋求醫療協助，「他（加害者）很後悔，願意尋求治療，他承認自己錯了，也因此丟掉工作、被判刑，家庭失去重要支柱，面臨分崩離析。」林亮吟解釋，「加害者風險評估是司法精神醫學很重要的一環，就是評估再犯率，如果加害者不能覺知、學習改變，變成慣性自動化模式，再犯率很高。」

加害者也不乏未成年人，根據衛福部保護司2025年的統計數據，未成年被害人中，約有15％的加害者是同學、朋友。「未成年加害者也有些個案有受虐、被疏忽的問題，對有些脆弱環境或不良功能家庭的小孩來說，在長期受控、匱乏、不被愛的環境中成長，想要控制、有power的攻擊需求很高，遠遠超出尋常狀態，如果演變呈現在性和權力上，風險就會很高。」林亮吟說。

2017年，在作家林奕含事件後，衛福部設立性創傷復原中心，一開始希望服務早年性侵害的被害人，以家內性侵和權勢性侵居多，這些被害人最難獲得資源。兒少權心會承接服務個案，社工師林芮璿提到，「家內性侵的被害人在求助上需要小心翼翼，有其歷史脈絡，像2001年以前還沒有通報制度，因此早期的性侵害案件有許多黑數，也有更多汙名。即使現在可以通報，他們也會擔心求助後，家人得知的反應並非支持與協助，反而會造成二度受傷。這個計畫一開始希望讓早年性侵被害人安心求助，很多複雜的個案不是幾次諮商就可以解決，但這涉及到國家政策規劃和財源補助，沒辦法完全回應實際需求。」

諮商心理師徐藝溶觀察，「家內性侵的被害人，心裡的糾結或禁忌又更複雜，包括別人怎麼看你和看你們家？『這個家庭有問題』的想法會讓被害人更難說出口，更想當成祕密帶進墳墓裡。」「大部分加害者都是累犯，或是一個加害者造成多位被害人。不管在家庭內、職場上、校園中，加害者通常透過性來展現權力。這跟界線有關，華人文化中很容易沒有界線。」

林芮璿補充，「例如父親性侵女兒。在我們的文化中，愛跟權力經常是混在一起的。因為我愛你，所以可以對你做任何事情，以愛為名無限上綱、傷害別人。但愛其實是有界線和互相尊重的，這種愛才是真的愛。」

她認為，司法有助於釐清台灣家庭中的愛恨纏繞，「多數行為人擁有的權力較大，被害人要意識到這不是我的錯，需要內在有足夠力量，或旁人支持，否則我們的文化裡都是責怪。羞恥在被害人身上，他們沒有辦法知道該由誰承擔。司法給予的明確判斷，等於是國家承認這個人做錯事、要求他負責，有些被害人才能把長年來對自己的責難還給加害者。」

　

面對法律和證據時，加害者往往占優勢

#MeToo浪潮後，兒少權心會的案量明顯增加，依據嚴重程度不同，每位當事人有6次到20次的治療。多數在兒少權心會接受服務的個案從未進入司法。林芮璿說：「過了追訴時效是最主要原因。此外，被害人要付出的代價非常高，打破現狀、說出這件事後壓力會很大，多數情況會被反撲，因為這代表原先環境中的所有人都默許。」站上法庭同樣艱難，「這不只是陳述當時穿什麼衣服、當天什麼天氣，而是所有動作、細節都要描述出來，警察、檢察官都要問一次。如果對方有辯護律師，更容易被質疑。性暴力本身就是一種沒有證人的犯罪，面對法律和證據時，加害者往往占有較大優勢。」

林芮璿像是無奈，實則認真地說：「我們現在的工作，是努力把已經受傷的人接起來，但如果國家想從根本減少創傷發生，就要好好重視性平教育和情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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