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萬安錯了！大眾憤怒的不是孩子而是權貴階級複製

文／楊晶晶（資深記者、政論節目主持人、台大法學博士）

這件事從來都不是孩子的錯！

台北市長蔣萬安的長子蔣得立錄取台北市教育局僅25名限額的美國交換學生計畫，但由於具有美國籍卻又拿公費補助，引發特權爭議。明明是市長爸爸卻乏利益迴避的自我認知，卻反過來要大眾給予孩子空間與保護隱私，顯然，蔣萬安對此過失依舊不以為意、感到理所當然，甚至用受害者的語氣再將責任推回給輿論大眾。這不只是問A答B轉移話題這麼簡單，對台灣社會而言，蔣萬安的態度喚醒了台灣人深埋已久，對過往黨國時代「階級複製體制化」的厭惡感。

美國國務院對於此爭議火速回應，原因來自於美國社會同樣正經歷對於權貴特權的大反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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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在討論權貴議題、社會階級不公時，常出現的兩個字，一個是「Nepo Baby」，在好萊塢娛樂圈叫星二代、在政壇則可稱作靠爸族。衍伸出「Nepotism」裙帶關係，反義祠是「唯才適用」（Meritocracy），顧名思義，某人能獲得職位、升遷、政府標案、名校錄取，並非因為能力最強，而是因為「家族背景」。美國公部門與企業多數都有「反裙帶關係法」（Anti-nepotism laws）規範，限制公職人員或企業主管，將職位、晉升或商業利益，優先給予家人親屬。

裙帶關係與家世背景的好處，在申請名校時的優勢最為顯著。以往政客與權貴子女，幾乎都能靠父母的巨額捐款、校友關係，獲得加分或保障名額進入名校就讀，這種「傳承錄取」（Legacy Admissions）最具爭議的代表，就是前總統小布希。祖父曾任聯邦參議員，父親與祖父也都是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校友，而他卻以不突出的學業表現，順利進入耶魯就讀，以致於他的從政路上，一路被媒體當作笑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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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近三年來，美國社會卻掀起了遍地開花的「反傳承錄取」社會運動。加州在2025年9月開始實施「AB 1780 法案」，明文禁止以親屬是校友或靠大額捐款就給予優先錄取資格。其他還包括科羅拉多州、馬里蘭州、維吉尼亞州、伊利諾州亦立法通過相關禁令，美國跨黨派參議員也共同提出修法，試圖透過聯邦法律限制靠爸族的錄取特權。

至於權貴名人與政治世家，美國部分公立大學如加州大學系統（包括柏克萊、UCLA），早已明文禁止靠政治關說和權勢關係來影響錄取決定。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T Austin）也特別點出禁止政治裙帶介入，「政府官員推薦信與一般人的推薦信同樣處理，不得考慮校方與該官員的關係」；「審查推薦信應看實質內容，而非推薦人的地位」。由此可見，美國社會正積極將原本的社會不公辯論轉化為體制手段，試圖打破這項行之有年的合法權貴特權與潛規則。

當然，反對者也提出與蔣得立事件相同的辯駁：為何一個優秀學生只因為他是政治世家的子弟，就得遭受批評？就無法競爭少數名額的教育資源？

關於此爭辯難有標準答案，但多數普世價值是美國社會普遍認同的共識：權貴子弟已得到比平凡人更多的文化與社會資本，公共與名校的稀缺資源，就不應該再向已經擁有無數特權與優勢的階級傾斜。優秀可以是錄取理由，卻不能成為特權正當性。當稀缺資源優先保留給權貴後代，等同於運用體制力量繼續幫助其世襲階級優勢，導致社會陷入更嚴重的階級固化與不平等。

同理，台灣社會因蔣得立事件牽引出了對階級複製體制化的高度焦慮，關鍵從來不是孩子夠不夠優秀，而是大眾重新對於體制中的「公平正義」定義，再次有了更深層的反思。顯示台灣的體制正在允許那些掌握最多資源的人，用合法的程序、無形的優勢，搶奪平民百姓為數不多的翻身機會。社會批評的不是孩子，而是「合法的」階級複製。

更有甚者，這不單純是貧富差距問題，而是對台灣民主的根本傷害。

知名的哈佛大學教授Michael J. Sandel在《成功的反思》一書中討論社會公平議題時曾指出，在能力主義的洗腦下，成功者傾向認為自己的財富和地位完全是努力得來，從而忽略了家世階級與血統的影響。這種菁英的傲慢（Meritocratic Hubris）同時讓落後者認為，失敗是因為自己不夠努力而非機會不足，於是，先天的經濟缺乏，被轉化成了人格與尊嚴上的羞辱，如同他的英文書名《The Tyranny of Merit》，這就是一種「能力主義下的暴政」。當失去公平體制，進而導致社會撕裂，民主就將面臨崩潰。

即便蔣萬安沒有介入，又或許只是評審老師看到市長兒子大名就自我揣摩上意讓他錄取，無形中都嗅得到台灣社會消散不去的威權恐懼情緒，以及能力主義暴政陰影。蔣萬安最大的過錯恐怕不在於沒有利益迴避，而是把流在血液中的菁英傲慢與權貴階級思想，原封不動的再世襲到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