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消息來源」不是防堵追查洩密的藉口

文／鄭自隆（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兼任教授）

偵辦柯文哲案3週，三不五時就有應該是偵查才有資料被媒體掌握，媒體再以此產製新聞，以呼應檢方，形成「檢媒一體」，後來有平面媒體批評，民進黨則代檢方澄清，從「檢媒一體」升級為「黨檢媒一體」，司法與媒體獨立性蕩然無存。

近日檢方著手偵辦，約談部分媒體編輯記者，記者則以「保護消息來源」為由，不透露消息管道；假設，消息真的是檢方流出，檢方偵辦，記者以「保護消息來源」搪塞，檢方再以「尊重新聞自由」簽結，完美走一遭，船過水無痕，甚麼事也沒發生，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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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消息來源之保護」？這是西方新聞自由的想像，認為保護消息來源，方能維護新聞獨立，充分發揮第四權監督功能；但西方準則拿到台灣往往就會走鐘，所謂保護消息來源，是洩露消息來源會導致其工作、生命、及財產有損害之虞時，應不予洩露消息來源；但不是所有的情況都適用，而是有幾個前提 －

1.    基於公共利益的揭弊，消息來源就如同吹哨者Whistleblower，當然應予保護；
2.    消息來源與被指控者處於權力不對等，洩露消息來源會導致被霸凌或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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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消息來源均不得洩露，否則記者就可隨意捏造新聞，然後以消息來源不公開來掩護，製造假新聞；消息來源是否保密，應依洩露消息來源是否會導致消息來源工作、生命、及財產產生損害而定，當洩露消息來源會導致其工作、生命、及財產有損害之虞時，消息來源即應保密；反之消息來源即應公開，以證明媒體不是捏造消息的「製造業」。

舉例如新聞報導某中央機構圖利特定人士，消息來源若是該機構低階公務員，則消息來源應予保護，因洩露消息來源確會導致此職員受到壓力與干擾；但消息來源若是立委，則消息來源不應保密，因為立委職司監督，消息來源與被指控者權力對等，甚或更高，並不會因消息來源洩露而受到影響或干擾。

台灣曾有記者因「保護消息來源」而受罰的例子，2006年台北地院審理股市禿鷹案，傳喚某報高姓記者作證，因高記者拒絕透露消息來源，而遭合議庭以「無拒絕證言之權利，竟仍拒絕證言」，連續裁罰3次各3萬元罰鍰；當時引起社會關注，甚至有當過行政院新聞局長的長者，表示願意捐款，以支持記者，捍衛新聞自由。

此案最後記者還是沒說出消息來源，但這樣對嗎？高記者不是自由撰稿人，而是受雇於媒體的記者，因此媒體應負起責任；記者認為消息來源應予保密，而受到法律調查時，媒體應組成包含外部專家之委員會（如新聞自律委員會）予以審查，委員會若認為應予保密，則法律責任（如因拒絕作證而被處罰之罰鍰）由媒體承擔，反之委員會若認為無保密之必要，新聞中即應公開消息來源。

回到柯文哲案的「消息來源之保護」，首先流出的資料是偵查機密，並不屬「基於公共利益的揭弊」，亦即並非「原創」的揭弊消息，而是公務機關偵查資料的「洩密」，屬犯罪偵查，當然與消息來源之保護精神無關。

其次洩漏公務機密，與高記者案之判決類似，當時高案法官認為，洩漏公務機密產生之公共利益損害，明顯高於賦予記者拒絕證言之利益，故裁定處罰；所以涉及公務機密之洩密，恐無法以一句「保護消息來源」來和稀泥。

柯案的「檢媒一體」，形成民眾對司法惡劣觀感，檢方固然應該自清，是否餵養媒體，形塑輿論風向，媒體更應檢討，是否為追逐收視的商業利益，而接受官方餵養新聞，棄新聞獨立性於不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