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麗君「不情願」的威力

文／楊晶晶（資深記者、政論節目主持人、台大法學博士）

選舉提名跟棒球國家隊一樣，「為國爭光」是令人難以推辭的理由，「為黨承擔」也是。

民進黨各派系人馬溫情攻勢、軟硬兼施、好說歹說，行政院副院長鄭麗君儘管婉拒了一千次，為何台北市長人選還是非她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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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的產生不外乎兩種途徑：大多數人是積極的表態爭取，還有少數人是原先無意爭權，卻不得已被動徵召。後者最強大的武器，就來自於他們的「不情願」。

不想選舉卻不得不參選，最知名的例子是1952年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當年艾森豪身為二戰盟軍最高統帥，戰後民主黨與共和黨都曾力邀他參選總統，但他認為五星上將的身分理當保持中立，軍人不應介入政治。1948 年時甚至寫信明確拒絕了民主黨，表示自己不喜歡政黨間的爾虞我詐與利益交換，不想掉入鬥爭的泥沼，比起毫無興趣的政治，他更希望在大學任教。幾經拉扯，最終決定代表共和黨參選，最關鍵的理由，是當時共和黨內呼聲最高者主張孤立主義，艾森豪不願看二戰後好不容易建立的國際秩序再度被打亂，肩負著強烈使命感，終究決定接受徵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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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堅決拒絕到競選，「徵召艾森豪運動」（Draft Eisenhower Movement）在美國的選舉研究中，成為擬定選戰策略與分析選民投票行為的歷史特殊案例。總結學者研究，一個成功的「被迫參選人」，除了通常具有極高的社會聲望外，還具有幾個關鍵要素。首先，當參選是為了理念的守護，而非權力的渴望或職位的奪取時，選民會認為此人更具公信力，因為不需要為了個人利益而進行政治交易、貪汙謀私，出發點是利他而非利己，使其一出線就能站在道德的制高點。

再者，當選民得知某位候選人是被動徵召而非主動爭取時，犧牲個人以成就大局的風骨，通常較能超越黨派，獲得更多中間選民支持。一個表現出被逼參選的素人，可能比老練的政客更具勝算。在選戰策略的擬定上，「不情願參選」從一種心態轉化為對候選人有利的政治資本，在三顧茅廬的過程中，激出了支持者的強烈呼喚與對勝選的渴望，促進了政黨支持者的團結，也間接墊高候選人的形象身價。

鄭麗君對民進黨來說，確實是這樣的一個人選，選市長已成多年來的「考古題」，隨著時間遞延，鄭麗君的點頭對綠營就越發重要。對上現任台北市長蔣萬安，好比「過度的野心VS. 純粹的召喚」、「汲汲營營VS. 不爭之爭」。

當鄭麗君鞠躬盡瘁的跨國奔波，替台灣談下對美關稅的利多，一個沒有政治心機、不為前途考量、一心只為國家整體利益著想的公僕，對上蔣萬安備戰2028與未來選總統意圖昭然若揭的政四代，比起權力渴求者，從未參與過任何選舉的鄭麗君，反而更具跨黨派的民意基礎。這是鄭麗君個人條件大於民進黨基本盤最有利的政治資本。尤其在傳統藍大於綠的台北市艱困選區，對綠營來說此特點更顯難能可貴。

回顧2022年，前衛福部長陳時中參選北市長時，曾被認為英系色彩太重，提名過程引發正國會人馬不滿，尷尬氣氛一路延續到選戰中，團隊決策圈也被質疑排除其他派系人馬，甚至選舉期間還被媒體爆出，陳時中參加活動時創作的砂畫，被時任立委、隸屬綠色友誼的何志偉棄置在立法院回收區，掀起黨內火爆對峙。

派系無法團結的嫌隙，總是民進黨在台北市的組織與得票長期停滯的主因。

2014年民進黨支持了無黨籍柯文哲當選，2018年關係生變後，綠營沒有處理好支持者的情緒，忽略及時重整組織，導致基層壓力強烈要求黨必須提名自己人，無奈使得民進黨提名的姚文智，最後創下北市史上最低得票率，僅一成七。

對綠營黨內而言，鄭麗君的「不爭」，反倒使她成為民進黨各派系都能點頭的人選。最常被點名參選的人氣王、立委王世堅的激推、新潮流教主段宜康的非她不可、行政院長卓榮泰口中「100分的副院長」，鄭麗君屢屢推辭，要黨另請高明，這種「不情願」的為黨承擔，也較能使各派系更願意團結齊心協助，直接跳過了以往綠營提名時易引發的派系鬥爭戲碼。

「被迫參選」是候選人背後複雜的心理演變，亦能操作為選戰籌碼，但選舉結果不是大好就是大壞，最終取決於候選人本身是否具有領導魅力，以及選戰後期是否讓民眾感受到捨我其誰的熱情。

候選人原本的「勉強感」和心理掙扎，若將轉化為英雄意識，能說服自己是唯一能挽救全黨局面的人，這將使得他們展現比主動參選者更強的意志力和衝勁。真正的政治領袖，有時是被「呼喚」出來的，尤其是當群陷入危機時。選民絕對感受得到候選人是否具有熱忱、感受得到一個人是想「靠政治而活」，還是「為政治而活」。如此一來，便能成功帶起全黨士氣，逆轉勝選機率。

反之，若被迫出線的候選人跨不過自我心理障礙，意態闌珊地配合演完一場戲，選民同樣會感受到候選人的消極，難以民眾激發熱情，更遑論激出選票。此時，政黨就必須承擔選舉結果所造成的連鎖效應，還必須嚴防後續可能延續長久的後座力。